关于生具异禀、被称为神童的金正喜的传闻，林尚沃耳熟能详。
朴齐家看过年仅六岁的金正喜的书画后拍岸叫好、赞不绝口的事情，曾在京城被传得沸沸扬扬。但让金正喜更为出名的是文章大家、朝鲜王朝名臣蔡济恭。早年曾被英祖盛赞为“真朕无私之臣下，汝(正祖)耿耿之忠臣”的老宰相蔡济恭，有一天从金家的门前经过，看到大门上挂着一幅字：
“立春大吉” 这是一种为迎春而挂到门前的立春帖。尽管那只是四个寻常可见的字，但据传，一向与金鲁敬不睦的蔡济恭惊叹于那书法之老到酣畅，居然特意来到金府，对金鲁敬说道：
“大门上挂的立春榜是谁写下的？请让我见上一见，以慰慕怀。”
听了蔡济恭的话，金鲁敬欣然答应，马上让人把写字人叫了来。谁知来人竟然是只有七岁的金正喜。见了这尚在童稚的少年，蔡济恭犹自不敢相信：
“难道写那字的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孩童？”
当他获知写字人的的确确是眼前这个七岁少年金正喜后，蔡济恭预言道：
“这孩子，将来必会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名播四海！但他会因书法而命运多舛，所以最好还是干脆不要让他拿笔。倘若他能够以文章而邀世道之宠，必有大贵。”
很久很久以后，蔡济恭的预言果然应验不爽。秋史金正喜以其书法闻名遐迩，但其晚年却极其悲惨。
对于青年金正喜而言，林尚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
因为，金正喜根本不懂中国话，只能靠笔谈与中国人交流，而要开口说话必须借助林尚沃的翻译。据记载，金鲁敬一行1809年(乙巳年)10月28日离开汉阳，12月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两个月左右，于翌年2月初复从北京出发，1810年(庚戊年)3月17日回到朝鲜。这是一次漫漫长征，从起程到返回足足用了5个月的时间。
金正喜和林尚沃心中都有一团渴望的烈火在燃烧。金正喜渴望着到北京发现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汲取新学问，而林尚沃则梦想着打开一个广阔的新商界，在那里与中国商人们展开生死相搏的商业大战。尽管目标有所不同，但金正喜与林尚沃一个要追求书道，一个要追求商道，都是要求达到“道”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讲，这次远赴北京正是一次求道之行。
使臣的队伍从10月28日起程，当年12月22日终于抵达北京。一行人在专为各国使节准备的客馆卸下了行装。
在来访的外国使节们下榻的客馆里，供奉着一个刻有“阙”字的木牌，叫做“阙牌”，是皇帝的象征。使臣们要对着这个阙牌行跪礼，禀告自己已平安到达北京，并开始在北京的正式外交活动，这叫“望阙礼”。不但初履北京之地和最终离开北京之时要举行，而且在北京逗留期间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这种仪式，由使臣带领所有的随员向阙牌行礼，仿佛那就是真正的皇上。
作为出使队伍的一员，朴尚沃自然要下榻客馆，而朴钟一每次来北京总是投宿前门大街的小客店。朴钟一住到这里，不但是因为与林尚沃交易的老主顾们大都聚居在这一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同仁堂老板王造时也住在这里。由于林尚沃与张美龄的关系，每次林尚沃到北京，王造时都会到现场帮忙交易。
自从通过张美龄结识林尚沃后，王造时就做起了林尚沃实质上的“伙计”。伙计这种制度，为当时中国商人所独有。在当时的中国商界，老板通常不会出头露面。他们一般都会按照清朝流行的做法，花钱去买官沽名，表面上是官员的身份。用钱买官的制度被称为“捐纳制”。而生意，实际是由这些被称作“伙计”的代理人来负责的。伙计，说起来就是一种包揽金钱出纳的会计业务与管理事务的职业经理。由于有这些相当于现在职业经理的伙计出面，中国的商业圈子益发富有组织性和体系性，因而也就更具有竞争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同仁堂的老板王造时就是在北京当地替林尚沃出面的代理人(即伙计)。同时也可以说王造时是帮林尚沃做贸易并从林尚沃那里获得一定佣金的贸易经纪人。这时的林尚沃已是名满北京。林尚沃带来的红参质量最佳，而其手头的货量别人也望尘莫及，加之北京的人参非常紧俏，林尚沃的人参在同中国商人交易时经常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去年人参歉收，整个北京已经货源告罄。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的人参贸易大王林尚沃带着5000斤上好的人参随着陈奏使的队伍来到北京。这一消息经由王造时的一纸通文，马上传向北京所有的药材商们。药材商们立即涌向朴钟一投宿的小客店。这些药材商也大都是些作为代理人前来谈价的伙计，老板则另有其人。
因而，林尚沃自然也不会出面，实际来操作买卖的是朴钟一和王造时。
药材商们可以先看林尚沃带来的红参货样。这群长期与人参打交道的商人，只消一眼就本能地感觉到，林尚沃这回带来的人参是上品中的上品，也就是极品。他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这极品的人参究竟会开出一个什么样的价钱。
当时，与中国人做交易，并不是一对一去单个做，而是买卖双方的代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定出一个公告价，以一揽子交易的方式进行的，觉得那价格不合适的人就不参加这笔交易，而到别人那里去成交。
“究竟带来了多少人参？”
“价钱是一斤多少？”
中国商人们已经禁不住心中的揣测，不住地向朴钟一和王造时问这问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