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林尚沃单独叫来了朴钟一,对他说:“昨天夜里,我想了整整一个通宵,决定把人参价格调一调,你把这个交给王造时,让他发布这个新价格。”
说着,林尚沃把一张新写的纸递给朴钟一。朴钟一接过去,看了看林尚沃的眼色,小心翼翼地问:“您是说您接受了那帮人的要求吗?”
朴钟一不能理解林尚沃的态度。中国商人们要求林尚沃将“人参一斤银40两”的公告价格降到原来的每斤20两到25两的水平上。
“你只管好好按我的话去做就行了。这是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既然我已经定了,你们就照办吧。”
林尚沃态度很坚决。朴钟一再也不能说什么,拿着那张纸就出了客馆。一出客馆,朴钟一马上看了看写在纸上的最终公告价格。看了一眼,大吃一惊。他简直怀疑是自己看错了,又看了第二次、第三次。但那的确不是梦。朴钟一想回去找自己的东家林尚沃,脚步却不能向回转。因为他想起了那异乎寻常的果断声音:
“既然我定了,你们就照办吧。”
朴钟一马上去同仁堂找王造时。和朴钟一一样,王造时也大吃一惊,一副惊疑不定的表情,但最后还是决定照林尚沃的决定去办。
听说同仁堂中药店前换上新的布告牌,中国药材商们激动得欢呼雀跃。通过这次空前的团结,他们形成了强大的抵制联盟,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们终于扳倒了朝鲜参王林尚沃。
赢了。
中国商人们欢呼起来。
终于赢了林尚沃。不但赢了,而且挫了林尚沃的自尊心,从今往后人参的价格就可以由中国商人们任意操纵了。
中国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上了前门大街。正是过年时节,街上到处在燃放爆竹。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仁堂前。
但那一瞬间,他们却再一次惊呆了!的确,以前的告示牌已被取掉,又挂上了一个新的告示牌。但那新的告示是这样写的:
“人参一斤银45两”
人参的价格非但没有降回原来的25两,反而又涨了5两,从40两升到了45两。一斤40两的公告价格本就是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天价,可现在,这天价之上又添了5两。
“鬼子!”
人群中不知是谁和着唾沫吐出了这样一句话。“鬼子”,是对像鬼一样肮脏的人的诟骂。马上,又有谁“呸”了一声骂道:
“偷儿!”
“偷儿”,指盗贼,是对偷窃他人财物的卑劣的盗贼的骂语。
他们一个个唾沫飞溅地大骂着,骂过后再次商定坚决把这个朝鲜人参贩子林尚沃赶出北京商界,做完这个决定后,他们就离开了那里。
但真正的当事人林尚沃却稳如泰山,不为所动。他已从石崇大师留给他的“死”字里谋到了收拾乱局的秘方,因而决心既定,天下太平。贴出了更高的公告价后,林尚沃压根就不再理会买卖的事儿。他向朴钟一和几个跟随自己的下人撒出大把大把的银子,让他们去喝酒,去解闷,痛痛快快地去玩一通,自己则和金正喜双双遛起了北京城。
当时,北京住着两位巨儒,一位是翁方纲,一位是阮元。他们两位是中国清朝知识界的精神领袖
秋史金正喜受过朴齐家的北学思想熏陶,但他的成就却是缘自清朝代表性的实学家翁方纲与阮元。金正喜师从翁方纲,学经学、书画、金石学,尤其是随精于篆、隶、楷、行诸体的翁方纲精研书法,创造了独特的、金正喜特有的秋史体书法。而阮元是当时中国考证学派的泰斗,中国代表性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博于经史,在金石学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
秋史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不过是短短40天。据记载,金正喜10月28日随父亲金鲁敬为陈奏使的出使队伍起程,12月22日抵达北京,次年即1810年2月1日,阮元率弟子朱鹤年、洪占铨、金勇、李林松、刘华东为即将离开北京的金正喜设宴饯别。从这个记录来看,金正喜在北京逗留并同这些巨儒交游的时间不过月余而已。但就在这一个多月的短暂交游中,金正喜大开眼界,而且声名大振。
梅花的怒放并不需要太久的时日。只要到了春季,有和煦春风的吹拂和温暖阳光的照射,它就会在一瞬间突然开放。从这一意义讲,如果金正喜是一束梅花,那么翁方纲和阮元就是这束梅花的春风和暖阳。
金正喜的才华,因为导师朴齐家在北京的数度盘桓早已在北京的学者间广为传扬。因而,他们对随出使队伍前来的金正喜已耳熟能详。据记载,当时的少壮派学者曹江曾这样描述金正喜:
“东国有金正喜先生,号秋史,年方24岁,慨然有行四方之志。曾有诗云‘慨思四海结知己,寻觅同心愿为死,但闻天涯多名士,对酒当歌羡不已’,以此足见其大家气象。据称,其独标高于世,不为现实所羁绊,善赋诗,善饮酒。常称景仰中国,于东国无可相与之士子,方今随使臣而来,愿交天下名士,效古人为情谊而赴死之风范。”
比这篇文章更让金正喜名声鹊起的是当时的另一件逸闻。
据说,当时观像监每年也随使臣的队伍前往北京,他们的任务是从中国取走时宪历。自古以来,我国就取中国之历法作自己的标准历。随着天主教的传播和西洋文化的东渐,清朝已经开始采用亚当·绍尔(中文名字为汤若望)的时宪历,我国自然也就取时宪历为用。因为这个缘故,观像监每年都要派使臣随冬至使前往北京,从中国的钦天监处接受新的时宪历,这已成为惯例。可是,金正喜在翻阅新接收的时宪历时发现每月第二个节气的顺序搞错了。观像监的书吏们不敢自专,遂拿到北京的钦天监要求辨正,中国的天文学者们直到这时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叹息道:
“如此上通天象下通地理之人,如何会出于东国?!”
来自海东的青年金正喜纠正了钦天监的时宪历的舛误。这个传闻很快就在北京的学者们中间传开了。于是,他们纷纷图谋想亲见金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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