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思想家，翁方纲当时非常注重修炼正道。譬如诗道，即以杜甫、苏东坡为正统，只有到了他们那种境界，方能称得上修成了正道。翁方纲主张，诗道的价值在于文字香与书卷气。

　　 “文字香”与“书卷气”，这就是翁方纲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换言之，他认为诗道的极致便是一篇美丽的文章自有其趣，一本有内容的书自有其气。 

　　金正喜日后彻底接受文人画风，正是得益于良师翁方纲。受翁方纲的熏陶，金正喜终生致力于追求有文气的画即文人画，就像他在写隶书时一样，以笔墨之美为菁华，让自己的心意在古朴、简洁的笔势中自然流淌。

　　金正喜尤其擅长画兰。他经常把画兰比作写隶书，强调一个人的心里必须没有虚假和粉饰。金正喜最厌恶伪善，因此他经常借曾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的话对别人说：

　　 “画兰，哪怕你只是在一枝花茎、一个花叶上有自欺的心理，你就不可能得到一张完美的画。所以，画兰绝不能有自欺之心。”

　　金正喜和自己的导师翁方纲第一次见面时，就于顷刻间明白了一个真理。于是，他便成了翁方纲的入室弟子。而且金正喜回国两年后，翁方纲还亲自致信于他，认定他是继承自己法统的正法弟子，并亲自写了一道匾额，为金正喜取号为“诗庵”。从此，金正喜开始使用良师亲自为他取的“诗庵”之号，尤其是在画兰以及画那些文人画风的画时特别喜欢用这个号，以彰良师之意。从这里可以看出，得遇翁方纲对于金正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使金正喜嬗变为一名艺术家。

　　后来，有一个名叫朴百惠的人曾经问金正喜的书法是如何有此大成的，金正喜回答说：“我自幼就有志于书法，24岁赴北京，拜会了不少有名的巨儒，听了他们的谈论，才知道他们从指法、笔法、墨法到一点一划、谋篇定势，都与我们东国之人迥然有别……”

　　正如金正喜在这里所说的，自从得遇翁方纲，金正喜就完全放弃了自己一向所练习的指法、笔法与墨法，改弦更张，面目一新。

　　当然，有收获的并不止金正喜一人。因为偶然的机会得以为金正喜做翻译的林尚沃也收获颇丰。因为眼前的一切对林尚沃来讲，都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天地、新世界。林尚沃从小就开始跟随父亲走北京，但终不过是一介商人，金正喜与北京这些巨儒们所展现的学问与经学世界，实在令林尚沃惊奇不已。

　　通过金正喜，林尚沃彻底领悟了石崇大师留给自己的“死”字的涵义，也就再也不必为北京商人们的联合抵制而操心，每天只是专心陪同金正喜一道走访北京的学者们。见东家这种态度，朴钟一心急如焚。他一有空就来找林尚沃，可林尚沃却经常杳无踪迹。

　　朴钟一清楚地知道，北京商界的气氛已经变得颇不寻常，大有凶险，因此，他整天提心吊胆，火急火燎。北京商人们已是群情汹涌，照这样下去，他们作为商人而破产自然难免，恐怕要活着离开北京也很成问题。

　　好不容易才找到林尚沃，朴钟一问：

　　 “这些天，您究竟在做什么？”费了好多周折才得以见面，却发现林尚沃的态度居然非常安适、泰然，朴钟一备感不可思议，“怎么找都找不到您，连打个照面都这么难。”

　　 “我们这不就打了照面吗？你看，我们这不是很好吗？”

　　 “大哥，”朴钟一抓住林尚沃的手，“您这究竟是想怎样？到离开北京只剩10天的时间了，难道您不知道再过10天我们就得离开北京了吗？”

　　 “我当然知道。”林尚沃微微一笑。

　　 “可是，您知道现在北京商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

　　 “不……不晓得。”

　　 “大哥刚重新出了告示，北京商人们就来了，可人家看过后都吐着唾沫骂您‘鬼子’呢！”

　　 “鬼子？我不是鬼子，他们才是鬼子。”林尚沃笑着说道。

　　 “您以为就这些吗，他们还骂您是‘偷儿’。”

　　可是，林尚沃却丝毫不为所动。莞尔一笑，他对朴钟一说：“你回罢，莫担心。痛痛快快去喝酒吧，再找个中国女人乐上一乐。”

　　知道朴钟一性好女色，林尚沃便拍拍他的肩膀，然后又说：“他们马上就会回到他们曾经破口大骂的那个地方，口口声声‘大人大人’地叫着求我们宽恕的，这个时刻就要到了。”说着，林尚沃又掏出一把零钱揣到朴钟一怀里：“不用那么过于害怕。穷则变，变则通，天无绝人之路嘛。”

　　朴钟一简直无法理解林尚沃的态度。可不理解也没办法，他只好去青楼找女人，聊以打发时间。

　　送走朴钟一，林尚沃又随金正喜出了门。他负责为金正喜要拜访的学者准备礼物，而那礼物就是人参。中国学者们对人参也早有所闻，所以金正喜作为礼品带去的人参非常受他们欢迎。

　　拜访过翁方纲，金正喜下一个拜访对象是北京名气最大的学者阮元。当时，阮元虽然刚刚47岁，却已是名满京城的学者、政治家、书法家和文学家。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作为政治家曾遍任朝中要职并升至两广总督，但他更是一位大思想家，门下学者辈出，成为振兴学术的先驱。

　　翁方纲与阮元，是金正喜终有所成的两大根源，因此，金正喜常以 “翁阮”来对他人称呼自己的两位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