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管理培训课程数以千计，在google上搜索，0.26秒可以得到868000项“经理人培训”的查询结果，0.38秒能搜到3070000条“管理培训”相关的信息；但北大“从历史看管理”课程却是开“历史—管理学”系统研究之先河。而开设这门课确实也是针对现阶段各企业的应时之选。
中国企业需要历史文化
小企业做事、中等企业做人、大型企业做文化，是现阶段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个企业由小到大，在管理方面逐渐地也开始“由实及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从历史看管理”高端课程开课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企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就需要规范化、制度化，这就需要让企业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
北大光华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吕峰认为，“其实，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知识、见识加胆识的合体。如果现代企业中顾问人员、法律人员、财务人员已配备齐全，那么培养思考问题时的历史厚重感、增加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所需的人文素养，就成为一个企业家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变革中，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们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随着日渐紧迫的全球化进程，他们产生了企业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迫切要求，迫切需要汲取更广泛的知识。松下幸之助、李嘉诚、杰克。韦尔奇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在这个特定的阶段成为中国商界的管理楷模；托弗勒、德鲁克、尼葛洛庞蒂等一批世界级思想家，同样在这个时段拓展了中国商界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唯西方马首是瞻，完全西化的管理模式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问题。联通、实达、乐百氏、王府井百货、康佳等企业的“麦肯锡路线”走得并不成功，于是麦肯锡发出了“南桔北枳”的慨叹。学GE受困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比如德隆集团的唐氏兄弟、托普的宋如华、三九集团的赵新先都是如此。在2004北京韦尔奇与中国CEO的高端对话中，“韦师傅”就耸耸肩，对TCL的李东生说：“TCL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寻找外援的同时，不忘内省，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精华中去领悟经营管理之道。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这一本被中国人读了上千年的教科书，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治国之道，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论语》和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有着血肉联系，历代思想家对《论语》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所以《论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原来的内涵。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达7000多家，其中51%集中在亚洲，仅港澳地区就有2000多家。可以说日韩、港澳台、东南亚所处的商圈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走向。这一地区恰恰是中华文化影响最大、儒道墨法等各种文化流派盛行的区域。韩国的一些大学保留了“祭孔”的传统，汉语在新加坡等国是官方语言之一。不具备刻有中华传统烙印的商业思想，又何谈融入当地的商人圈子呢？
国外企业需要中国文化
作为世界上最出色、最有进取心的公司，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GE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感慨，“我们必须到中国去，而且是全身心、全部激情投入进去，否则我们就将失去一个将影响GE未来十年发展的市场。”
目前，在中国共有39万家外资企业，他们每年投入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2003年数据），他们参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步，他们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第一家肯德基，第一部移动电话，第一次ERP上线，第一批中产阶级的诞生。反过来，他们也必须学会怎样尊重中国的社会传统，怎样从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中汲取精华，从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企业公民。
作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摩托罗拉前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赖炳荣就将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成功归因为“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国情”。而西门子中国总裁兼CEO贝殷思很自豪地说“学会了喝茅台酒谈生意”。思科的中国区总裁杜家滨在美国旧金山总部实行“国民外交”，强烈建议“思科总部的每个员工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现行政策”。
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规模化、国际化，还是海外企业立足拓展中国市场，一个真正的系统的“从历史学管理”、“从历史学地区文化”的课程都是市场的迫切呼唤，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向万元级、十万元级过渡。教育消费也开始追求深层次和可持续化终身学习。而目前我国培训教育领域，大多还停留在单纯的点对点的专业培训的层面，像“从历史看管理”这种旨在提高学员再学习能力的课程还很少。25天浓缩中国5000年管理精华，平均一天等于200年。这样高端、“虚实结合”、“阐述全新理念”的课程确实是一个创举。
两个问题
儒商之后，最近在媒体上又出现了诸如“道商”、“法商”、“禅商”等提法，似乎把商人归到某种文化形态下成了现在商界的时髦。成君忆的《水煮三国》一经问世，即受到热烈追捧，目前已经重印23次，销量超过80万册；TCL的李东生、联想的柳传志一手学韦尔奇，一手学曾国藩；海尔CEO张瑞敏和成都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以“道”、“无为”思想指导企业的管理；长虹前CEO倪润峰“早年学三国演义，后来学红楼梦”，认为“宁荣二府的管理有问题，长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研读历史而为管理所用，已经成为了当代企业管理者的自觉行为。北大推出“从历史看管理”虽然受到了普遍欢迎，但也有人提出疑问：从历史看管理人人会看，但是怎样做到从历史学管理？
历史系的王天有教授解释说，中国浩瀚的历史典籍中的管理经验确实涉及方方面面，中国文化又是一种感悟型的文化。北大“从历史看管理”课程不是生硬的历史教学，而是帮学员打开历史这本智慧之书，提高学员再学习的潜质，将历史中蕴涵的管理精髓转化为实践中创新的源泉。据介绍，北大光华将选择思想、制度、领导人三个层面，阐述历史向现代人展示的企业组织构架、企业的经营、领导的艺术和企业的传承之道，更以历代政府运作之法与现代企业运营进行比照。
但王教授同时也强调说，庞大的企业家队伍正在形成，这个队伍正面临着喧嚣与浮躁的双重挑战。而这门课本身不会给企业家以直接的管理技能，提供不了上得了所谓“500强”之类的金榜的直接帮助。但它带给学生的是在面对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多一些历史性的思考、有广一些历史的视野，从而提高自我发展的潜质，摆脱市场的喧嚣，在与古人对话的时候得到可观可感的身心调节。
北大光华EDP中心的副主任吕辉也认为，管理是个综合的学问，在面对不同的人、事时需要有不同的对策，很难说用哪一种方法就能把问题全部解决。海尔集团不可能说因为张瑞敏比较推崇老子思想，就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企业家们只有真正从浮躁中沉淀下来，祛除掉那种深入到了社会各个角落的时髦心态，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英群体中的一员。
北大历史系的吴国宗教授也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里充满了宽广和矛盾，学习历史不会让人迷失方向。从根本上说就是从历史上接受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司马光所著“通史”取名为《资治通鉴》也有这样的用意。从课程题目设置上来看，比如“儒墨道法与企业管理”、“中国古代的君位承继问题：对现代企业接班人选择的启迪”、“皇帝的成功与失败：秦始皇、汉高祖刘邦、唐太宗与唐玄宗、清朝康熙与乾隆皇帝的用人行政”，还是十分具有现代意义的。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的发生，每个决断的产生都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当历史老师尽可能多地把事件的相关信息呈现出来时，作为有一定知识背景、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老总，应该会有自己的联想和判断了。历史老师主要教给大家的是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式。
同样的担心存在于，历史系和管理系教授虽然在各自领域都颇有建树，但是毕竟术业有专攻，是否会出现“教管理的不懂历史，教历史的不懂管理”的尴尬局面。北大光华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吕峰副教授认为：“为了确保课程的‘饱满’，北大光华和历史系调动各自完备的人才库，组建了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北大有非常强大的师资力量，传统的学术自由传统，曾经造就了历史系钱穆、陈寅恪等著名学者，成就了管理学院厉以宁等经济学大师。
可以说，北大历史系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顶峰团队，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中国管理培训领域同样名列前茅，北大MBA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平均年薪均位列中国管理类院校前三甲。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被公认为中国经济界企业理论领域的权威，梁钧平教授曾负责韩国三星和浦项制铁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王天有、吴宗国等历史系教授也大多有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访问讲学的经历，对当地企业有一定的了解。为了增进光华和历史系教授的沟通，两系授课教授将被安排在一起备课，互补不足。这一系列措施应足以破解外界的悬疑。”
而从学术角度来说，王夫有教授介绍说，目前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被忽视，是历史学不兴盛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求新求变”的时代里，历史学通过这样的课程也将融入新的时代背景，为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从经济学角度上说，“历史——管理学”将有可能成为新的管理学分支，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全新的人文积淀和中国特色。交叉学科的兴起是现代学术界的一大特色，而将人文学科和经济学科相结合，使这样的趋势有了一种新的诠释。
而对于企业界的发展来说，对于高级管理者来说，能够养成一种历史感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历史地从发展的角度，全面地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敏锐地感觉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抓住事情的本质和关键，并且分析发展的趋向。只有掌握了历史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式，在决策、用人的时候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仿佛看到，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土壤中，在沉淀于历史中的商道上，一棵崭新的管理大树正在结出散发着奇香的累累硕果。
中国企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就需要规范化、制度化，这就需要让企业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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