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学生爱德华·费根鲍姆回忆说，有一次他问老师：“为什么你能掌握这么多的领域的学识？”西蒙的回答使他难以忘怀：“我是沉迷于单一事物的偏执狂。我所沉迷的东西就是决策”。纵观西蒙的一生，虽然涉猎了众多领域，但他最核心的研究却一直围绕着组织内部的决策而展开。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中，他特别强调：“决策几乎与管理是同义的。”在《管理行为》第一版前言里，他说：“除了几个假设的结论以外，我没有任何管理原理。如果一定要说本书包含了什么‘理论’的话，那就只有：决策行为是管理的核心；管理理论的词汇必须从人类抉择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中导出。”在《管理行为》的第四版导言中，他又说：“决策制定过程是理解组织的关键所在”。这些论述，在众多的管理学著作中演化为一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
   
    决策基础
   
    西蒙决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前提是“有限理性”。对此，西蒙的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蚂蚁”比喻：一只蚂蚁在海边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的沙滩上爬行，蚂蚁爬行所留下的曲曲折折的轨迹，绝不表示蚂蚁认知能力的复杂性，而只表示着海岸的复杂性。当我们把人当作一个行为系统来看的时候，人和蚂蚁一样，其认知能力是极其单纯的。蚂蚁在海边爬行，它虽然能感知蚁巢的大致方向，但它既不能预知途中可能出现的障碍物，其视野也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所以每当蚂蚁遇到一块石头或什么别的障碍时，就不得不改变前进的方向。蚂蚁行为看起来的复杂性，是由于海岸的复杂性引起的。同样，人们在决策中就有点像这种海边的蚂蚁，只能根据有限信息和局部情况，依照不那么全面的主观判断来进行决策。此外，人们的技能、学识、价值观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能否进行正确的决策。可以说，管理者拥有“知识”的程度，决定着他决策和行动的合理性和满意化的程度。同理，西蒙对待科学研究也是这种态度。在197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西蒙曾说：“在经验科学中，我们只想逼近真理，我们不幻想我们能找到一个单一的公式，或者甚至一个相当复杂的公式，能掌握全部真理，并且不包含其他东西。我们安心于一种逐步逼近的战略。”
    
    决策要素
    
    西蒙的决策理论吸收了不少巴纳德的思想和观点，但与巴纳德在决策的前提设定上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西蒙认为所谓的决策要素可分为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种描述（信息）。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表明对该事物的某种判断。西蒙的一个创造性贡献，就是对这两种要素进行了方法论的阐释。在他眼里，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区分相当于目的和手段的区分。因而，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是可以转化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转化。行为目的的确定，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为实现目的采取什么办法最有效，则属于事实判断范畴。西蒙曾多次强调：“不应把决策本身看成不可分解的单位”，而应“视为由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决策是一种“链式”反应的过程，人们的行为目的总是逐步实现的，在决策的每一步骤中以及在多个决策组成的复杂决策中，上一步骤或者上一决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反过来又是实现下一步骤或下一决策的手段。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初始阶段以事实判断为主，随着这一过程向最终目的逼近，从决策的整体过程来看，事实判断所占的比重越小，价值判断所占的比重越大。这种“手段-目的”分析框架，克服了以往的两分法（如行政学中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法，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效率两分法等等，归根到底就是方法论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分法）的对立状态，用二者的转化把它们统一起来，从而跳出了此前管理学中追求“价值中立”的偏失，为道德因素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决策类型
    
    西蒙认为，决策可以分为规范性决策和非规范性决策两类（国内的书籍往往称为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这种称呼，容易同西蒙提出的决策过程四步程序相混淆）。所谓规范性决策，就是那些带有常规性、反复性的例行决策，这种决策可以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来处理，如为普通顾客的订货单标价，办公用品的订购，生病职工的工资安排等等。所谓非规范性决策，则是指那些过去未曾发生过，一次性的决策。这种决策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成本，如开办一个新公司，研制某种新产品，确定某种新战略等等。但是这两类决策很难绝对区分清楚。如果某一决策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它首次出现时肯定属于非规范性决策，但当随后多次重复出现，它就变成了规范性决策。西蒙在早期研究中，重点在于非规范性决策，随着后来的研究扩展，他对规范性决策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西蒙的后期著作中，他特意区分了“刻意理性”和“习惯理性”，非规范性决策要求刻意理性，而规范性决策体现习惯理性。对于决策来说，习惯理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习惯和常规不仅能有效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节省稀有和昂贵的决策时间和注意力。”所以，组织的活动在很大比例上是按常规进行的，常规本身就是一种“一劳永逸”式的决策。从决策成本的角度看，规范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当决策行为变成常规以后，管理者又必须用刻意理性来拷问常规，对常规产生质疑，进行审查和周期性修正。这种拷问和修正，又是以非程序性决策来完善规范的过程，即决策（常规性）中的决策（非常规性）融合的过程。西蒙的这一理论，跳出了规范性决策和非规范性决策孰轻孰重的争论，克服了非此即彼的偏向。它的贡献，实际上是对决策研究范式的完善和补充。
    
    回观和前瞻
    
    在西蒙以前，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西蒙的决策理论，纠正了此前理性选择设计的完美性偏差，从而拉近了理性选择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理性局限之间的距离。瑞典皇家科学院也认为：西蒙对组织内决策的观察和研究，看起来似乎比不上古典利润最大化理论那么优美，但是却提供了对某些管理领域的理解和预测更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西蒙不是追求理论的更加漂亮，而是追求理论的更加适用。
    
    然而，西蒙只是作为一位管理学者看待决策的有限理性，没有过多考虑政治因素在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中的重要程度。或者说，西蒙没有对决策进行“公”与“私”的区分，他追求的是决策的通用模式而不是特殊模式。因而，西蒙对非理性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非理性不同于有限理性，但却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公共决策或政治决策中，非理性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法国大革命的广场狂热，到中国文革的红色海洋，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非理性在现实中的巨大力量。对此，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德布鲁姆则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不是取得可用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解决方案，而是达成某种和解、调停和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这样，决策理论的研究，就有可能把非理性因素纳入视野。或许，政治学、文化学甚至哲学等领域中的非理性研究，尤其是尼采和叔本华式的意志论，有可能对西蒙式的理性模式形成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