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禁忌所说的主要是在组织中不适宜做的事，而且这种不适宜不是以条文规章的形式确定的，换言之，是由潜规则确定。
对于组织中的事物我们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组织、政治和文化。也就是说，许多事情可以从组织结构设计、公司人员派系关系以及文化习惯考虑。组织中的禁忌也未可例外。如果有人在组织或者政治方面触犯了禁忌，都可以纳入触犯了权力的范围。所以，在涉及到禁忌的时候又可以把这三个角度精简为两大类，前两者算一类，称为权力，另一类是文化习惯。这两类禁忌都有很大的力量，在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几乎随处可见。（实际上最后都将纳入权力禁忌）
文化禁忌的例子很常见。比如说学校的班级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中的领导或者是班长，或者是某几个同学组成的小势力，也或者没有绝对领导。但禁忌之一是：不许告老师。是以文化习惯的方式，被没有行诸文字的潜规则所规定的。
记得小时候，当同学间有什么普通内部矛盾的时候，一般通过找大哥帮忙、打架等方式私了。但是如果有谁傻到去告老师，班级里的同学都会觉得那人不“上道”，有理也没理了。结果是即使老师在这件事上主持了“公道”，同学也会将该人划为叛徒、老师的狗腿子等，被隔离于组织之外，并在各种事上屡屡刁难。
这一禁忌或许就是“不得告警察”这一禁忌的幼年雏形。
触犯一般的文化（习惯、习俗）禁忌后果可能不会很严重，或许只要简单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触犯的文化禁忌十分强大，受到的惩罚也可以十分深远。
例如中国与日本的世仇已经被以文化的形式沉淀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当赵薇日本军旗事件发生时，舆论口伐笔诛，铺天盖地。道歉、改正，为了避免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赵薇给自己扣上个“政治幼稚”帽也是难免了，但是这并不算完。或许以后再接广告的时候，如果遇到爱国企业领袖，很可能会否定赵薇的出镜资格，爱国导演也可能不再找她演戏，原来的拥趸也可能不再支持。总之，许多人会以自己的方式因此惩罚她。对这一禁忌的触犯对她事业与生活的影响很可能远超表面。
权力禁忌则是最常见、威力最大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妇孺皆知的一个就是岳飞的故事。
宋王朝也是个组织，所以他同样有组织中的一切东西。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在完成抗击金国的任务中表现十分出色，还收复了不少失地。但是就在他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金军老巢）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宋王朝最大领导——皇帝陛下——的十二道金牌紧急召回，无奈中他只好鸣金收兵。回国后很快以谋反罪名被据说是勾结了金国的宋宰相秦桧杀害在风波亭，同时赴难的还有儿子和爱将。
著名将领韩世忠问秦桧岳飞何罪的时候，秦相曰：“莫须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作为状元的秦桧怎么会用这样一个难以服众的理由呢？秦桧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左右皇帝呢？答案只能是：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其原因就是岳飞犯了最大的组织禁忌。
岳飞曾提出有名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黄龙是金军老窝，捣了也罢，而那二圣一个是皇帝老爸徽宗，一个是皇帝哥哥钦宗，这二位哪一个回来了现任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现任皇帝怎能不恼火?所以，正是对权力禁忌的违犯害死了岳飞。其证据之一就是岳飞并没有被按谋反罪的惯例诛九族。也就是说，皇帝也觉得说他谋反实在很冤。岳飞在临刑前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其实天子是知道他的冤情的，只是他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古代中国如此，现代的外国也如此。在《韦尔奇自传》中，这位全世界的楷模花了很多笔墨讲述自己脱颖而出的经过，其中有一段很短的文字，非常不起眼，但是表明了以雷厉风行著称的韦尔奇是如何规避冒犯组织禁忌的。“官僚作风经常使我感到气馁的时候，我会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而不是公开的批评——特别是不针对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就不能让运转中的‘风车€发生倾斜。如果我抱怨这个体制，我就会被这个体制拿下。”
可见韦尔奇是如何规避禁忌带来的风险的，不以公开批判的方式触犯权力。毕竟，任何一个人在组织内成功的基础都首先来自于组织本身。在革命以前必须先适应这个体制，必须为这个组织中说一不二的领导（势力）所接受，否则等待的就必然是冤死风波亭。
这两种禁忌有时综合起来出现，这种禁忌常被很多人忽视。比如在每天你我工作的办公室里，权力禁忌有时以文化（习惯）禁忌的形式表现出来。
许多人在公司中对于简单的权力禁忌很敏感。要站对队，要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这是一般常识。但是如果认为在公司里只要取得业务实绩，赢得上司的赏识和老总的欢心，加薪提升就指日。而对于那些一般行政人员，没有给予公司文化（习惯）潜在规定的应有尊重和礼貌，平日指手划脚，急躁起来甚至会颐指气使，拍桌瞪眼，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自己被轻视，也可能认为自己所在的职位受到了轻视——侵犯。当一个人被他人侵犯了势力范围——比如你认为自己是公司的工程，老板的亲信，所以办事说话就不按流程不尊敬对方——由于公司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你很可能被他在势力范围内进行反击。例如财务可以在向老板报告财务状况时着重指出你部门的费用，杂务可以总找借口拖延你领取材料的进度或者给你性能较差的，网管可以总让你的文件丢失、机器死机……。总之，每个不明显的文化与权力的混合禁忌都有可能让你死的不明不白。
是禁忌，触犯了就要受到惩罚。虽然有人认为某些禁忌是腐朽和不利的，但是在你有足够强的力量去改变它以前，请小心雷区。（如韦尔奇。胡锦涛又何尝没有过韬光养晦？）
由此可见，任何时候都不能小瞧禁忌，任何级别的禁忌都要小心。正所谓：小处不可随便。
那么禁忌在组织中是怎么产生的，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用最概括的话去回答就是：所有禁忌都来源于“加强组织”这一美好目的，其作用在于增加组织凝聚力，确保组织在对抗外敌时有更强大的力量。但是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当敌人向非敌人转化的过程中，禁忌又可能延缓了敌人向非敌人转化的进程——对原敌人的不接纳、反感甚至打击都可能促使其保持与组织的敌对状态。
也就是说，禁忌的作用是有其两面性的，这与任何事物的两面性是相符的。
以前面故事中的禁忌为例，岳飞触犯的禁忌粗看来源于历史，其实质来源于制度和文化——按照古代皇家的规矩，如果徽宗或钦宗回来了，高宗都很难受。禅让？不甘心？消灭？背骂名。岳飞触犯的禁忌实际是对皇权的尊重。这一禁忌保证了封建皇朝权力的绝对集中，保证了社会这个组织安定的权力基础。凡分权的时期——宦官权臣当权、藩王割据——无不在当时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当然，在其维护的权力已经极其腐朽，社会这个组织需要淘汰不合适的旧皇朝时，这一禁忌又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禁忌同样来源于此。其根源在于中日双方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平心而论，中国文化总体上还是讲究恕道的，但是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错误不能正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战争双方就是敌对关系，与“加强组织”相近的就是“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敌人”。这一禁忌就是“日本军旗事件”的内涵。
“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敌人”这一禁忌在假设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监管与被监管的“敌对”关系时体现为“不得借助敌人力量解决内部矛盾”——因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借助敌人打击内部实质上加强了敌人的力量，会使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这一实质在黑社会与警察之间的关系上可以看得更清晰。
韦尔奇的高明之处是首先被官僚制度所接受，成为官僚制度的朋友——至少不是敌人——然后再逐步改变官僚制度。这时候官僚制度就不会认为发生了敌我矛盾，而是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斗争了。
办公室里面的禁忌也是敌我禁忌的延伸。在我们不按照文化习惯等潜规则尊重他人时，就可能使对方“敌对化”，自然也就违反了加强组织的目的。这说的组织可以是公司，矛盾使公司增加内耗，也可以是“我们”，矛盾增加了我们的敌人。而对方的反应只是不违反本组织禁忌的自然表现“打击敌人就是增强自身”，有机会打击敌人却不打击就触犯禁忌了。
由此可见，禁忌是组织内与组织外敌我关系的必然延伸，禁忌最根本的实质是权力斗争，对所有禁忌不断刨根问底最终都将证实其“加强组织”的出发点。只不过禁忌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罢了——权力（直接的敌我冲突）或文化（间接的或以往的敌我冲突）。后者有时候是久远的敌我冲突被遗忘后的空壳。据说穆斯林以“吃猪肉”为禁忌是因为当年养猪条件很不卫生，创始者为防止信徒得病所立；还有人说是以此作为信徒与非信徒的区分；有人说是信徒不吃猪肉就减少了支出，可以有更多资金用于宗教……，不一而足，难辨真假。不过其初始核心目的都一样——“加强组织”。
那么怎么发现一个组织中的禁忌呢？主要用于发现组织禁忌的方法一般有：
1、慢：到一个新的组织环境下先不要着急，凡事慢半拍。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什么事是可做的。不要在没有搞清楚禁忌前就触犯了禁忌。
2、问：能直接问禁忌最好，但是一般情况下很难找到合适的“热心人”。这里所说的“问”就是问组织发展的历史，了解对组织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了解里程碑性事件的细节。对组织的关键人物（如部门领导者）多进行了解。因为这时候询问的并不是禁忌本身，往往更容易获得相关信息，然后再自己推断禁忌。
“问”有两个诀窍。一个是先找些同事并与之交往，在工作外成为朋友。即通过角色转换提高向其发问获得信息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找到组织中的饶舌者，从小道消息里快速挖掘有用信息。
3、看：在组织中难免有冲突，是别人用“鲜血”为你创造的学习机会，要努力从冲突中看出禁忌或者潜规则来。
小结
在通常情况下组织禁忌以权力禁忌或文化禁忌的形式体现出来，根本起源在于“加强组织”这一基本原则，实质是权力范围的划定。其作用主要是增强组织的力量，但是随时间推移也可能产生阻碍变革的作用，也就是说禁忌的作用是有其两面性的。任何触犯组织禁忌的人都将受到惩罚，表面看起来不强大的禁忌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以通过慢、问、看三个步骤去尝试察觉组织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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