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有这样的一段话：“当个人行为是无法揭开的谜时，我们可以从集体行为的数学机理中推测他的行为。你永远无法单独预知某个人会做什么，但从人类的平均数里，却能准确地预知他们会做什么”。

　　个体行为变化无穷，但集体行为比较恒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世界各地的不同水土才孕育出各民族不同的语言、肤色、相貌、口味等等。最新证据表明，这些文化的差异可以从人体的生理结构上得到证实。《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荣获1998年美国普立策奖、英国科普书奖，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贾雷德·戴蒙德教授用演化生物学的观点揭示了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地理、环境因素，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历次重大的病菌灾难是如何从生物环境里产生并蔓延的。他用最新的医学证据说明，这些病菌已经进入了人体并改变了人体最基本的DNA结构。因此，经常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跨国经理们都深有体会，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外环境，最担心的就是如何能适应当地的“水土”，防止各种疾病，因为在他的身体里缺少了对当地病菌的抗体。

　　在管理学科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差异会对管理有什么影响。许多欧美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常常被当作物理学原理那样，在世界各地普遍地宣讲。当然，这其中也有其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文化一直是社会人类学的概念，而拥有这些概念的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是以长发披肩的艺术家的形象而出现。这是那些西装革履的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难以接受的，他们不相信这些艺术家能给他们的理论带来什么帮助。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管理”与“文化”的概念才终于因为一个人而被连接了起来，这个人就是霍尔博士。霍尔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在这样的家庭熏陶和自身兴趣的矛盾引力下，霍尔开始研究管理与文化之间的适应性。1960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论文——“沉默的语言”，成为对该问题系统思考的起点。根据语言交流时背景信息的强弱，霍尔将世界上的民族划分为“低文化背景”和“高文化背景”。在“低文化背景”的国家里(例如美国和英国)，人们关心的是交流的内容(What)；而在“高文化背景”的国家里(例如，中国和日本)，人们关心的却是这些内容是由谁(Who)在什么时候(When)和什么场合(Where)下如何(How)提出的。霍尔的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话题是对于时间的认识。他认为时间虽然无声，但却会说话，其表露的信息甚至比普通的言辞更加直接和明白。如果在清晨7：00以前或者晚上11：00以后接到电话，在没有拿起电话之前，人们都会想到这必然是什么紧迫的事情。每时每刻的时间已经被赋予特殊的含义；而在不同的文化里，这些含义可能会是不同的。

　　有位美国经理在访问伊朗期间，与当地的朋友有个见面的约会。他提前5分钟赶到了约会的地点，然而接下来的却是漫长的45分钟等待。终于，当他不耐烦的随从打电话到这位伊朗朋友的家里时，只听到对方懒散地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天不是在下着雨吗！”。许多跨国公司在阿拉伯地区的分支机构里，每年都会为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而苦恼，因为在波斯文化里一周之后的事情都已经是充满变数的“将来”了。

　　到70年代时，在欧洲商品贸易和文化交融都最频繁的阿姆斯特丹，荷兰社会人类学家霍夫斯蒂特秉承霍尔的思想并进一步将其发展。根据对世界范围内50多个国家数万人的调查，他在1980年推出《文化的结局》一书，很快该书就成为国际商务领域里经典的著作，同时引用率也攀升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点。霍夫斯蒂特将民族文化划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男性主义”，其中“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两个概念。“权力距离”描述了一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的强弱。例如，相比于美国人，中国人在对待权威和等级观念方面更加地仔细和关注：在现代美语里，表征第二人称的只有一个单词(“You”)，而在现代汉语中同样指代的却是两个词(“你”和“您”)，说话人要根据他与所指代对象之间的地位或年龄差异而区别使用。“个体主义”描述了在群体环境里，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合作倾向。管理学里有个“公平理论”，但事实上对什么是“公平”的心理判断是随个体主义的强弱而变化的，因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的薪酬和报酬理论与中国的企业实践往往有很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