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故事说起：
第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宇航局曾经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也不得其解，那就是宇航员在太空当中用的笔没法写字。因为它在完全真空、失重的环境中，没法出墨水。但是美国人会发现俄国人在这方面解决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去套俄国人的这个机密，怎么样在失重的环境下用笔写字，最后得到了答案，俄国人说：我们用铅笔。
第二个故事：日本最大的化妆品公司收到客户抱怨，有人买的香皂盒子里面是空的，于是为了预防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这家公司研发了一台“X光监视器”去透视每一台出货的香皂盒。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另一家小公司。而他们的解决方法却是买一台强力工业用电扇，放在输送机末端，去吹每个香皂盒，被吹走的便是没放香皂的空盒。
这样的故事通常会看得人很爽：聪明的牛人走了岔道——解恨；弱势者因小智而大胜——励志。1958年的夏天，毛泽东同志就正被这样的念头折磨着。他逢会就讲，遇人便说，借古喻今，辞辩滔滔，总结起来就是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卑贱者的聪明和高贵者的愚蠢，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否则，可能都会很蠢。
卑贱者在什么时候会比高贵者聪明？
我的答案是：当高贵者定义错了问题的时候。此时，卑贱者却往往在本能的驱使下直接洞察问题的本源。
正如上面两个故事。美国宇航局本来只是要在太空写字，却错误地把问题定义成“如何在失重条件下使用墨水笔？”。日本人本来是要问“如何把空盒子挑出来？”，却把问题问成了“如何把空盒子看出来？”既如此，穷人们展示聪明的机会就来了。
啰嗦这么多，其实是想说中国制造的出路。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位于产业链的最末端，干了最多的活，吃了最多的苦，而挣着最少的钱。望闻问切之后，专家们通常开出的是两味药：第一味叫品牌。如五石散，药性极热，须烧钱，而且经常吃出人命；第二味叫科技。如苦丁茶，药性极寒，难入口，令人望峰息心。两味药的共同特征是：药材珍稀、炮制费时、药性霸道。
本来我们只是要问“中国制造如何提升价值?”
可是，这个问题怎么问着问着就被偷换成了“品牌”和“技术”了呢?如果用阴谋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西方的强者恰恰就是在喜滋滋地看着我们沿着这两条岔道绕远儿。哪条路走到黑，都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真正的路径，需要回到问题的本源：从自身看，是企业的价值问题；从外在看，是市场和需求问题。舍此，无他。
不久前《中国经营者》采访了“好孩子”童车的老板宋郑还。在研究其资料的时候，看见他在媒体前言必称“研发”，还将信将疑。小小童车而已，莫非还“纳米”了、“航天”了、“IT”了不成？
等我走进他们的样板间之后，方才恍然。那些商品所呈现的种种奇思妙想，实在出人意表。比如一张床，可以通过不同的变换，适应一个孩子从0岁到18岁的使用，其变化的过程如同搭积木一样有趣。比如一款童车，推出去的时候是童车，而稍作变形，就会是一台在家里可以玩的摇马。还有一款童车，家长一手抱着孩子，另外一只手和一只脚就完成折叠和拆放，状如变形金刚。这样构思精巧的小设计，
在好孩子的展厅里比比皆是。
我问宋郑还：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
宋老板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啊。
我问宋郑还：为什么牛哄哄的沃尔玛也让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
宋老板说：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决啊。
我问宋郑还：为什么只有你有，只有你能解决？
宋老板说：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啊，因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啊。
“比如那张床，我知道消费者舍不得扔掉孩子才睡了一年的婴儿床，希望能用得更久；比如那个摇马，我知道消费者不愿意婴儿车推出去是个物件，搁家里是个累赘；比如那个变形金刚般的童车，我知道消费者有时候怀里抱着宝宝，只腾得出一只手。”
联想公司当年问：“贸”、“工”、“技”，谁为先？我们这些年关注：“品牌”、“渠道”、“技术”，谁为王？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问错了。“高贵者”把他们的愚蠢有意无意地塞給了我们。
我们只知道“品牌”和“科技”能够产生溢价，正如祥林嫂只知道冬天里才有狼。在价值链条上，“品牌”和“科技”可以戴上王冠，“设计”、“制造”、“集成”甚至“物流”未必就不可以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最终将是那个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这个结论，和价值链上的位置无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十八世纪的哥德巴赫給二十世纪的陈景润出题，中间是几麻袋的草稿纸。这是这一代中国精英们听到的第一个励志故事。此后，别人出题我们答题，就成了常态。“一个进水管，两个出水管，何时能放满？”即使是如此愚蠢的“应用题”，我们也总是严阵以待。
品牌专家和广告商救不了中国制造。因为品牌只是结果。正如学佛者不可求神通，而成佛后自然会有神通。实验室里的院士和国家的科技拨款也救不了中国制造。因为科技只是工具。正如骑白马的不见得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
真是的问题只会来自市场和需求。中国制造，应该自己出题自己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