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传统文化（以国学为代表）为自然生长出来的创业家构建自己的自圆其说的价值体系提供铨释逻辑，由于中国人的信仰中高度关注命运之学，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多为强调个人修为以“避坏命寻好运”的人为之学，这就使得以人事为本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着力点；

　　其二，中国政治文化的重目标、重计划而建立的绩效衡量模式与倒逼（先定目标再给自己找压力）机制为企业管理中的目标化与高球化自我施压机制提供了参考。

　　其三，中国流行文化的开放性与短周期导致了对于许多新鲜元素的兴趣与接纳能力，并具备对各类异质元素的消化与重构能力，而这恰恰是“中间之国”的文化特性——化万国之精巧而为我用，这使得我们的管理文化强调开放学习而又不断革新。

　　在改革开放中走出来的企业家，不少是自然、凑巧或天才地吸纳了这些文化肥力，但也甚少有人在自觉的意义上系统地加以梳理。但是中国文化不只是有其肥力，也有其垃圾性的一面，其不良之面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过于以中国为中心，缺乏其他文化角度的见识，缺乏对于非中国事物的广泛了解与融汇，尤其以传统文脉为诉求者往往形成文化优越感（其实中国今日的明清文脉也不必然就代表了中国的整体传统），从而限制了自己具备对本土与他国文化平衡熔炼的能力。

　　其二是政治文化的目标性也导致行动取向的单一性与功利性，对其他人与其他方面的元素了解与体谅较少，因此行动往往过于具有侵略性与不择手段性，在管理表现上往往就是“野蛮生长”，这在产业低端化的时候尚可勉强可行，而在高端及更为全球化的行动半径下更不可行了。

　　其三，流行文化的无根现象使得企业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这种无根现象既表现了缺少核心思想家及对于流行文化现象的深度解读和把握能力，也缺少在管理上对于培养、建造员工想像力的新空间，跟风或者盲目的时髦管理词汇较多。

　　中国文化是很历史的，历史有启发性，但历史不太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朝向未来的前瞻模式与未来思考是有价值的。我非常欣赏冯仑先生在他的历史化模式的畅销书《野蛮生长》之后，有意写一本中华民族与另一民族在未来的一场交战中的互相改变之作，有这样的开始、想像甚至魔幻之作，也不失为企业家及企业管理研究者思维取向的一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