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变色，山河呜咽；时钟停摆，大爱永恒。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募捐晚会上那两个从北川灾区走出来的女孩，一个让人再一次体验了痛苦的极致是一种无以名状的难堪笑容，另一个叫白琳的姑娘站在台上始终泪水涟涟，幸运的是失去联系的父亲在临时避难的当地派出所里通过电视看到了她的女儿。父亲通过电视台的热线电话用方言对白琳说了什么，很多电视观众当时不一定能听明白，但白琳最后哭着对他父亲说：“爸，你一定要去帮助别人”，相信所有人都听懂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很多人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升华。逝者安息，生者当从灾难中学习更多。当灾难来临时，北川一所希望小学的几百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本能地不断攀登，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最后到达了绵阳设置的临时安置站。天崩地裂，他们本能地恐慌，也本能地选择了攀登这种符合地震自救常识的方法，用一种最快的本能反应完成了生命的一次自我救赎。

 

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是生命的极限、救人的节点和科学的常识，但身在一线指挥救灾的共和国总理不会考虑这些，他眼含泪水深情地对受灾同胞说，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倍努力。正是这种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伟大情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5月20日凌晨，在汶川映秀湾水电总厂废墟中被掩埋了近179个小时的31岁男子被上海消防总队救出，这是生命的新极限。只要不放弃，所有人应当相信，这一极限还会在伟大情感驱使下的救灾行动中被一再刷新。

 

灾难让人民见识了本能的高效率和情感的伟大力量，也让人见识了传统经济理论的无能。人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先验假设。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很多行为并非都是理性所控制的，理性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女人为什么总会买回一大堆自己并不需要的衣服，也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愿意在(全球品牌网)商场购物时为几十元的优惠折扣而踏破铁鞋、货比三家，却不愿意在买车时为同样的优惠折扣而多费口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Daniel Ariely教授研究了完成某项任务的意愿跟经济报酬高低的关系。结果表明，如果支付一定报酬，人们通常乐意效劳；如果支付报酬很少，则不愿意干；但不支付报酬，很多人则愿意一试。这表明人的所有行为并非都得有个经济目的。美国《纽约客》杂志在评论此类经济行为时说：“真正奇怪的不是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错误的经济选择，而是为什么我们仍一往情深地接受这样的经济理论。”或许，在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说上，弗洛伊德与亚当·斯密的学说同样重要，而我们对前者关注不多，而对后者的依赖性太大。在这次震惊的地震灾难中，如果人们耽于斤斤计较的经济计算，很多奇迹就不会发生。

 

大师德鲁克说，企业的最高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弗里德曼（M. Friedman）持同样的观点。威廉斯教授也说：“我并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打着‘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旗号去骗人。你们可以那样做。经济学只是告诉你，在你骗人的时候，没必要把自己也骗了。”拜托，没有那个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的先验假设，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会重写。

 

在这次地震灾难中，很多企业冲到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企业老总们或许头脑中也有这样的闪念，这正是改善与政府、经销商、消费者、社区之间关系的大好机会，但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口，他们肯定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算计，更多还是救人要紧的企业本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