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创业精神的重要,他们开始对自己进行再创业的演练。他们起步之初都经历过创业,现在只是回过头去重复这个过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让大公司开始关注创业和内部创业?
张玉利:这个现象背后最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虽然对现在的社会特征的描述概括,还是众说不一,但我认为至少我们现在不属于工业社会的特点。工业社会关注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低,低成本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现今的社会,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来自于创新和速度,以及满足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能力。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必须考虑去寻找新的商业机会,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要做新的事情,就需要将资源向这方面倾斜,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原来的组织由于运行了很长时间,自然愿意将资源主要投入到已有的相对稳定的业务,不愿为新的商业机会冒风险,这容易为新事业的发展造成障碍。而要打破这个障碍,需要把创业这样一种机制引入到企业当中。
20多年来,速度、创新、知识、创造力等替代了秩序和稳定性,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而这些正是创业精神的本质,并使得大公司感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压力。因为他们容易染上“大企业病”,容易滋生官僚作风,行动缓慢,这不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强化。相反,创业已成为许多创业型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传统上,规模经济一直是企业追求的竞争力要素;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范围经济也日渐成为一种新的选择。新经济当中有很多完全不同的条件,企业管理应该怎样适应这种变化?
张玉利:其实从90年代以来,从很多企业行为可以看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变革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全球经济处于一种社会转型当中,而同时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要适应这种变化,首先就要考虑自身的变革。通过变革去增强组织的灵活性,通过灵活性的增强,使企业和环境能够更好地互动起来。具体的措施,比如流程再造、团队建设、还有变革型领导等等,这都是一些具体体现。
在变革管理的环境下,什么是真正“有效的领导”?
张玉利:首先,我认为领导和管理者是不一样的。管理者更多的是去维持正常管理秩序的运转,关注的是效率的问题;而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是创造性地破坏,更关注创新。就像德鲁克所说的“是正确地做事,还是做正确的事情”。这是对管理者和领导者所做的一个区分。
而在变革管理环境下的领导者,就更要有挑战意识。简单地说,我认为就是要有一种创业型管理者的特点。首先,他至少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第二要具备能真正推动并领导变革的能力;第三,在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甚至是风险的环境下,有高超平衡的领导艺术。
在变革管理的环境下,企业究竟要怎样进行突破性创新?
张玉利:成熟企业,由于存在组织和高层管理者的惰性,适合基于已有技术和顾客的渐进性创新,在原有组织系统内很难进行突破性创新;而创业型企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源有限,注重对机会的把握。
成熟企业对一些短期来看是小的市场机会有时会不重视。这样的例子已经有了很多。比如IBM开始也并不看重个人电脑;柯达对数码相机也没有什么兴趣。这些都很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电脑、数码相机因为大公司不重视就不发展。于是,那些能够很好地抓住这些市场机会发展起来的企业必将对原来的大企业产生一些冲击。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突破性创新出现的概率就会增多。
有观点认为,突破性创新与原有组织应该完全分离。进行突破性创新的企业,一般由主流组织保持核心业务的开发,适应和满足成熟市场;而由创新单位建立一种新的创业文化和惯例,回应环境的剧烈变化,这样整个组织既保持了原有技术和市场的开发能力,又使创新单位超越了原有组织的路径依赖,能够集中资源和人力专注于新机会和新能力的探索。
对此,许多企业探索出了不少的措施。例如,尝试在公司中建立一种变革的文化,在这方面,杰克·韦尔奇作的是很成功的;还有,企业内部的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内部拿出一部分钱去孵化新的项目。如果项目成功了,和公司已有业务又有关联性,就将其并入主业当中经营,不行就将其卖掉;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式,就是在组织内部培育出两种文化。一种文化针对传统业务,进行深入挖潜,充分挖掘利润;另外,培育一种创业文化,能够宽容失败,允许犯错误,鼓励创新。我们把这种组织称为“二元组织”。动态复杂环境下成功的组织,既能够有效率地运作当前的事业,又能够主动地适应明天的要求。
这个二元组织中的企业文化会不会产生冲突?企业怎样平衡这些冲突?
张玉利:关于这个“二元组织”,现在还在探索过程当中。这种矛盾肯定是存在的。在组织内部,一方面要保证组织的刚性,这样,组织才会有秩序,更有效率;另一方面,组织本身需要有弹性,保证组织的灵活性。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他与企业内部的风险投资相比,更能触动大家去承认组织内部的这种状况,使传统业务和新业务之间更能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分享。
多年以来,从各个行业都可以天天听到融合的声音: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以及融合的同义词:协同、协调、关联、互联、会聚、集成……等等。但有些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则是:协调不过是分工的另一面,没什么新鲜的;融合不也得要分工吗?似乎这个问题不值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玉利:相对于“融合”,我认为“整合”更好。要创新就必须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什么叫创造性的思考呢?就是把一些看似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以前,熊彼特在讲“创新”的概念的时候,就讲到创新就是生产要素新的组合,但这个组合不是两个东西的简单堆加,它实际上是一种整合。
举个例子,中国是制造大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制造业处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环节。制造业的一个发展思路就是加强研发和品牌建设,向两端延伸。而我认为还有一个更现实、更有意义的方式就是将制造中间环节往上提升。如何提升呢?就是把信息技术、文化元素、服务内容等等加进去。这样,产品的附加价值就会很好地提升。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例子就是蒙牛,蒙牛原来500毫升的牛奶卖不到2元钱,后来推出的“特伦苏”,一盒250毫升却卖到5元多,大家可以算算是原来的多少倍!蒙牛从奶牛喂养开始,在生产的各个流程提高技术含量,融入文化和环境的因素,使产品的附加价值有很大提升,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整合的例子。
以前人们的思维当中认为是一定要利用好可控制的资源。但今天的社会,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给企业提供了整合企业控制范围之外的外部资源的条件。在利用资源上有一个顺口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企业的资源利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求所用,但求所有;第二个阶段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第三个阶段就是不求所在,但求所用。所以,如果企业能广泛整合资源的话,企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加稳健、更快。
“整合”和“分工”并不矛盾。社会分工如果越细,某些局部上的能力就会越增强,核心能力也会提升。于是,强强整合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合的概念也更合适。进一步来说,它也是一种竞合的概念。
企业的内部生命系统和外部生态环境成为影响创新的关键要素,那么,中国企业要如何实现企业内外部的协作,并通过跨越疆界的内外合作实现共赢?
张玉利:创新当然是内外部环境的一个共同作用,这毫无疑问。如何去适应内外部环境,我认为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组织的设计和变革;一个是控制。控制反映的是组织快速的自我反馈和自我改善的过程。
此外,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在缩短,要想推出一个新产品,研发的成本确实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或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少,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做。所以,现在的分工更多的是基于例如外包这样的形式。因此,企业的开放性将更加明显。
您还提到了一个融合的观点,就是创业管理方式和传统管理方式融合起来,请具体谈一谈。
张玉利:创业的基本定义是: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下对机会的追寻,将不同的资源组合以利用和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
其实创业这个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但为什么80年代以来突然热起来,我一直在思考。首先我认为这是社会转型下的一个必然;第二,创业这种活动,有它的独特性。举个例子,一个公司做大了之后,一定会涉及到授权的问题,否则就没法管理。但是一个创建初期的企业,如果过分授权,一定会带来问题,因为他没有控制系统。以前,大家认为创业能力是一种天赋。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认为创业是可以管理的。
结合我们自己做的研究,尝试把创业管理方式和传统管理方式融合起来,因为创业更关注机会,而传统更关注的是资源。与创新相比,创业更强调机会、顾客和价值创造。创业管理属于企业管理活动的范畴,是企业管理工作,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工作。一般总结创业管理的特点就是它是机会导向而不是资源导向的;更偏重于创造性地整合资源,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可控资源的利用。
创业管理方式和传统管理方式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既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谁会替代谁?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管理方式?第三个问题——可不可以融合?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像二元组织一样,两种管理方式的融合对公司发展会更有好处。这种方式对公司可能意味着很大的成本。但如果它能够将企业在创业初期那些成功的经验有意识地保持下来,不是更好吗?我认为起码在现阶段这种融合的尝试是有价值的。
我反复呼吁的一点就是用创造性的思维来开展工作。创业并不就是指创办新企业,创业的本质是在开发新事业。创业精神和技能是信息社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岁组织和个人都是如此。创业精神可以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用创业的思维和准则开展目前的工作,有助于职业发展,也有助于开发新事业。
第一业务员网
·
业务员文摘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