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具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源自于西方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如何与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有效对接和结合的问题。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治理结构中保持党的领导。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要把共产党的先进性转化成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中国特色的主要方面。这方面是极具挑战性和探索性的，国外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

    按照国资委的最新部署，计划把更多的央企推上市，是使它们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有助于提高对央企的市场约束，但央企上市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机制问题。

    央企董事会的权威与独立性如何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方面要看国资委是否给董事会充分授权，国资委只做股东的角色；另一方面，要看董事自身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对董事的激励和考核约束是否恰当。

    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才刚刚起步，离现代企业制度对公司治理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与其他企业相比，的确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这是因为，改善国企的公司治理，首先是改善政府的公共治理。只有明确了企业权利才能真正地承担企业责任。只有明确了政府的责任，才能真正地运用政府的权力。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其所有者地位大大加强，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行使所有权而不是行政干预来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制衡。但“婆婆加老板”角色的转换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

    从目前央企董事会试点的效果上看，董事会的充分授权还没有到位。国企董事会运作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过程，离战略型董事会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央企选拔的董事大多是原国有企业退下来的老领导或行业协会的官员。这样选聘的好处是他们比较了解国有企业的“生态”，熟悉国有企业管理和运作的规则。但负面影响是这些独立董事在经验、知识结构等方面过于雷同，不能胜任董事会多元化、战略性的要求。

    央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另一个障碍是人才机制方面。在人力资源上，央企虽然集中了国内一批优秀人才，但同样存在人才浪费的问题，还远远谈不上对人力资源的系统培育、目标挖掘和整合利用。对于人事组织上的官僚行政传统，央企自身难以克服而无法自救。由于组织与人力资源的弱点，央企仍然缺乏自我强化的可持续技术领先力量。

    股东积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罗伯特·蒙克斯和尼尔·米诺，他们不仅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也是推动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实践者。他们创建了LENS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那些以薄弱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出名的公司。LENS基金站在股东积极主义的最前沿，迫使公司改进内部治理机制，从而引起股票价值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证券投资的超额回报。该基金先后领导了西尔斯、西屋电器、柯达以及波顿等公司的股东发起了对公司的干预，以此来推动公司绩效的提高。

    亚洲股东积极主义的代表——韩国“人民团结参与民主”(PSPD)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维护弱势股东权益的活动，对于韩国企业的法人治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组织主要通过法律及舆论手段对企业施加影响以改变其不适当的管理政策。该组织率领一小群激进股东迫使企业对公司治理进行改进，他们的努力使韩国SK电信以及三星电子等首次指派外部人士进入公司董事会，并掀起了对包括现代重工、LG半导体、大宇汽车等企业的治理监督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