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开春，天津。29岁的盛宣怀步履轻快地走进李鸿章的府邸，他一路上与侍卫、婢女亲热地打着招呼，眼见是一个熟客了。李时任直隶总督，同时还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是最重要的朝廷重臣。在李公幕府的上百名门客中，盛宣怀只有秀才身份，功名显然是差了很多，不过，在李鸿章看来，这位江苏常州才子的能干却是第一等的。对于李氏发动的洋务运动，他尤为热心，他尝呈信发誓，“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后来，盛宣怀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要的现代公司的创立，被视为一代“商父”。

　　这回来见李中堂，盛宣怀带来了一份自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便是在这份章程中，他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公司理念。这一理念顽固延绵，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140年后的中国商业生态。

　　在此之前，洋务派所办企业均为军工，李鸿章见长江航运异常繁荣，且所行轮船多为英日公司，便有心要办一家中国企业与之争利，就这样，轮船招商局也成了洋务运动中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在盛宣怀的倡议下，李鸿章决定要靠民间资金来办一家轮船公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论述说，“华商集资组建轮船公司，由一官派经理指导之，并授予漕运专利以保公司利润……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盛宣怀在《章程》中颇有远见地写到，“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他更是具体地拟订了6条，包括“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为了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盛宣怀提议，朝廷应“准每年分拨江浙漕米40万石交招商局”，也就是说，让新公司有一块保本吃饭的垄断利润。

　　一段有意味的插曲是，在朝廷批准所奏之后，李鸿章把筹建重担交给了另外一个心腹——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盛宣怀只是一个会办。朱从国库中领出20万两银子，只做官家垄断的漕运业务，而不去拉客货生意，因此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半年下来，业务就停滞了。李鸿章当即换人，任命曾当过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为总办，当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为会办，并重启盛宣怀所议，大开门庭，广招商股。买办是晚清第一批为外国人服务、因而具备了现代商业精神的企业家，其出手当然与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两人很快招到50万两的民间资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在此之前，中国商人做生意从来只能仰官府之鼻息，哪里有平等对坐的资格，更不要说“总账公阅”了，轮船招商局则别开洞天，已经有很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了。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运业务保证了公司的基本运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贷款，再加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让两大洋行感到巨大压力，在招商局成立的3年里，原本赚得手软的洋行竟变得无利可图，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两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两，到年底已是无钱向股东发放股息，而实力最强的旗昌洋行的一百两面值股票也跌到70两，在竞争压迫下，其股东会最终决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220万两白银。

　　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唐、徐没有办法募得这笔巨款，便与久在官场厮混的盛宣怀商议，盛大为赞许，并挺身愿意出面筹款。可是，当时朝廷实在是国库羞涩，他找到李鸿章，李表示“费巨难筹”，再去找两江总督沈葆桢，沈也“无款拒之”，盛奔走京沪之间，再三晓以利害，李鸿章最后同意从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拨银50万两，沈葆桢则从他的藩库中出50万两，这样勉强筹齐了100万两。盛宣怀再与旗昌谈判，软硬兼施，让后者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5年还清。就这样，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徐润日后在《自叙年谱》中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盛宣怀字杏荪，尊称杏翁)之力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业，它的轮船还试航英国伦敦及北美的檀香山、旧金山，很是张扬了一番威风。李鸿章对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企业办得好，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变得活络起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出身买办，他们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所以，他们联名禀报李鸿章，称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唐、徐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这当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他认为他们甚至是脑后生出反骨了。

这时候，轮到盛宣怀出手了，他久窥宝座，自然不会放过这种离间时刻。他密信呈报李鸿章，诋毁唐、徐办事无能，“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勤勉，反觉遇事疏忽”，他特别告状具体主事的徐润，说“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具体而言，他认为唐、徐治局有两大罪状，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体统，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亲戚，“始而滥芋，继而舞弊。”他所陈述之事，都是当时买办人物及民间公司的常见之事，不过从国营体制而言，就成了不可饶恕之罪。他还联合朱其昂的胞弟、当时也在招商局任职的朱粹甫，处处为难唐、徐两人，朱是官派人员，掌管关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里办公，或手握印章“屡请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怀的机会终于降临。这一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16万两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查处这一事件，盛宣怀奏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所以革职处分，并令其照数抵赔。徐润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销所欠局款。盛宣怀断然拒绝，徐润“净身出局”，他职权被夺，股权尽失，不得不变卖所有的地产，以至“家业荡然，生机尽矣”。徐润成为第一个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经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后面将悲者如云，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见尽头。

　　徐润被拔除后，第二年春夏间，唐廷枢也被调离招商局。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督办之职。上任之后，他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今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一个叫吴佐清的商人就曾经颇有牢骚地描述过这种所有制上的产权歧视：“若云官办，则实招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与总办分隔云泥。”

　　对盛宣怀生平有深入研究的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维恺教授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中评论说，对经济变革的不充足的动力或愿望，是官督商办公司无法成功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盛宣怀的行迹可见，那些领导晚清中国工业化的人们相对缺乏企业家的精神。

　　尽管盛宣怀在生前已有“商父”之称，但他至死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企业家，如费维恺所判断的，他“本身首先想要做一个官僚”。1916年，在临终之前，他对子孙们说，此生有三个遗憾，一是没有考上进士，二是没有当过县官，三是没有出过国。此三条，顶多最后一条与商业稍稍搭上一点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