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有才能，就像是我自己的才能一样。除传说之尧舜，古代帝王妒忌猜疑者不胜枚举，简而言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妒忌才能，智子疑邻。原无恶意者遂生恶念，本无叛逆之心者逼生反心。周唐起源，大抵如此。
第二，一个人做事，不可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通才者自古罕见，无人做到万能。羞辱人之败绩，莫过于用其所短，如使爱因斯坦主刀外科，让外科大夫证明相对论。倘使人人成功，进而实现社会成功，则人之幸事，天下之幸事。扬长避短，人尽其才，民何患不稳，国何患不兴？
第三，人主晋升贤良之士，喜爱得要搂进怀里，黜退犯错误的人，恨不能将其推进沟里；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者，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待遇。爱屋及乌，人性弱点；反之，亦然。晋升贤良，理所应当，然则偏颇常生溺爱，溺爱易生骄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一错而毁其全部，常致怨恨，徒增敌对；容人之过，宽以为怀，化消极为积极，乃政治之精髓。
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之人，或明杀或暗杀，历朝历代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未黜责过一个人。政者，正也；上梁正则下梁直。廉吏近酷，刚者易折；或偶生偏颇之心，赖正直以劝谏。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众口一词，文过饰非。倘黜直而重佞，则忠奸莫辨，非长久之计也。
第五，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不取这种偏见，同等对待汉族与非汉族，故而境外部落皆来亲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仅存地域之隔，本无贵贱之分。仅凭刀枪剑戟，实则难以为继；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为之。武侯七纵七擒，实为服众收心。
唐太宗的这五条成功心得，可谓是至真之言、切身体会，真正让你不得不服！概括来说，就是说的如何对待人、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正是由于唐太宗的气度与非同一般，才造就了封建时代罕见的君臣鱼水关系，才能让君臣上下同心同德，才创造了伟大的“贞观之治”。
然而看看而今的官场，对于人、人才的态度和使用，不仅是难以达到唐太宗的境界，有的简直就是大相径庭。比如“重用奴才，不重用人才”。只因奴才听话、顺耳，而人才往往就不一定了那么好招呼。特别是一些领导坚决不用比自己有本事的人、比自己有才干的人，宁肯用那些没有本事，但很听话的人，这样滋长了官场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等恶心现象。因为人才可能威胁领导的地位。比如对于人才求全责备，容不得半点沙子，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真正本事的年轻人，总是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如果他有见识、有文化，而可能不会做实际工作，就会说他太清高，不会和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如果他大胆创新、改革，一旦失败，就会说他不成熟。对于大学生，就说他们实际经验不够，总是不敢用其所长。在选拔人才时，条条框框定得太多、太死，不利于拓展视野、拓宽范围，以致于我们的一些公开选拔往往是“矮子里选将军”。
比如“一人升官、鸡犬升天”，还谈不上爱贤良之士，简直就是在亲人、身边人之间培植亲信，组建利益集团，有的是组建腐败集团，无所不用其“权”，无所不用其“爱”，以致最终酿成大祸，如夫妻双双受审，贪官窝案等等。对于自己的人，不论是否有过，甚至是违法犯罪，也要将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方百计予以保护。而对于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人，稍有问题就可能要大肆渲染，逢会必讲，处理顶格。更有甚者，对于没有过错而非常正直的人，还有可能千方百计制造冤狱、冤案，打击报复，如对于那些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湖北监利县一干部就因谏言书记被诬纵火犯，山西稷县三名干部因举报县委书记被判诽谤罪，等等。而追捧大款、追逐强势群体，欺压穷人，处处与弱势群体争利，可以为了大款违反法律，如免税、压低各种费用、提供所谓优惠政策，而对于穷人的一点点谋生之道，都要想方设法限制和榨取，如城管、市管对小摊小贩收取管理费等等。深圳、杭州等地警方还挂出横幅标语提醒市民：防火、防盗、防河南人，坚决打击河南人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曾经一度引发轩然大波。
其实，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前进，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人才的竞争才是最终决定国力竞争的重要标志。作为各级政府官员，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要不拘一格，任人唯贤，要放手创造环境，如何才能引得不少真正的人才纷纷来投，才能吸引不少真正的人才。其实要做到这些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各级官员要有一颗公心，有一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的事业而选拔使用人才的公心，可是往往遗憾的是，就是一些官员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了个人的权力野心，从而把一些真正的人才挡在了门外。这是一种悲剧！
一个封建帝王尚且有如此心境，毛泽东都曾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确做到了这种心境，才引得不少仁人志士为了革命事业纷纷来投共产党，难怪蒋介石都感叹人才全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可是我们现在呢？难道真不如封建帝王？难道真不能达到那种境界。如何从思想、制度等方面解决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恐怕还需要做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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