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大倒苦水：“企业家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以企业家为业，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再也不得轻松……”黄鸣甚至苦口婆心地奉劝那些想创业的年轻人：最好别当老板。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上了“贼船”而又轻易下不来的老板们来说，则要多花点时间来思量：如何才能避免让自己陷入“经商、经商，经常受伤”的无止境的愁苦中去。

    优秀的文化和经验不受时间、国家或行业等诸多因素影响。美国惠普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便在其自传中引用了中国先哲老子的一句名言，来概述她对做企业领导人的切身体会和理解：“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在老子的眼里，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老板，也就是领导人。我们不妨逆着顺序，一一进行阐述：

    最次一等的老板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老板”——皇帝，他们通常表现得昏庸无能、荒淫无度，以致文恬武嬉、纲纪废弛，于是人民私底下埋怨嘲弄他、对手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两人最终都为自己的政治无能付出了生命代价——被俘后的李煜，因为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被宋太宗毒杀于自己42岁的生日宴会上；而创造了能“屈铁断金”的“瘦金体”的赵佶，也和儿子钦宗皇帝做了金国的俘虏，后来都客死于遥远的黑龙江。

    在商场上，这种昏庸无能、导致对手和手下“侮之”的老板更是俯拾皆是。他们在商海中曾经翻起一点浪花，但旋即又被更汹涌的浪花所吞没。

    还有一种老板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往往专权擅威、强狠无比，以致法苛刑毒、天怒人怨。所以人民敌视他，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而兵谏或造反是表达这种不满最常见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老板”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秦始皇。秦始皇因为自己的残酷暴戾，最终招致项羽等人掘坟鞭尸的下场。

    管理企业和治理国家一样。饱尝创业艰难的创维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悍、警惕而又略显苛刻和俭薄的脾性——1996年，创维销售遇到巨大难关，黄宏生承诺以百万年薪请来了职业经理人陆强华，后来销售业绩上来了，黄宏生却食言了，陆也被架空；另外，资本运作专家陶均成功地辅导创维在香港上市，可对原来约定上千万元的佣金，黄宏生却难受割肉之痛……

    对咆哮的黄宏生，职业经理人们往往表面畏惧、心里却恨不得冲上前去拍上一板砖。最后，黄宏生为他的专横付出了惨痛代价：2000年，陆强华携150多号人马集体跳槽，而此之前，已经有十数位高管离职。随之，创维股价大跌，数亿元资金蒸发，公司内人心不稳，创维一时陷入生死攸关的关头。2004年11月30日，黄宏生因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等罪名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而传言举报的人便是熟知创维内部情况的离职高管。

    在老子眼中，比较理想的老板是人民能对他“亲而誉之”。

这种老板主观尚为、立善施德，人民爱戴并且赞誉他。在表面上，这种老板总是以大家利益的大局为重，经常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度，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霸道、刻薄、狡黠的一面，部属此时沟通不畅或躲避不及，也会深受伤害。这种类型的老板，最杰出的代表便是唐朝的太宗，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清朝的乾隆皇帝也算得上一代明君，但到晚年时，面对接位心切的皇子们却颇多猜疑，即使在成为太上皇后，仍然牢牢地把持着朝政。

    在商界，叱咤风云20多年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算得上这种类型的老板。创业于1984年的联想，在1988年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一年，柳传志亲自提着30万港币到香港成立合资公司。临走之前，他特意对北京的几位管理层丢下“狠话”：联想从今开始不仅要大量招聘年轻人，而且要大胆提拔年轻人，提拔错了不是错，但是不提拔、不培养却是大错。于是，此后一大批刚刚毕业不久或者还仍在实习期的年轻人加入联想，经过短短几年时间，杨元庆、郭为和孙宏斌等人脱颖而出，联想的业绩也因年轻血液的注入从而飞速上升。

    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柳传志的权威受到了一老一少的挑战。作为两位创业元老，柳传志和倪光南之间因为观念不同产生了矛盾，并形成了长达数年或明或暗的纷争。但与倪光南相对温和的抗争不同，桀骜不训的孙宏斌及其部下的挑战，成为柳传志当年的燃眉之急。受到威胁的柳传志表现出了果断甚至无情的一面——1990年，孙宏斌被他送进了深牢大狱；1999年，倪光南被他送回了中科院计算机所。

    下一个接班人会象倪光南或孙宏斌一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吗？柳传志为此深深担忧，于是在1994年给杨元庆写了一封“密信”：“我喜欢有能力的年轻人。私营公司的老板喜欢有能力的人才主要是为了一个原因——能给他赚钱，有这一条就够了；而国营公司的老板除了这一条以外，当然希望在感情上要有配合。谁也不愿找个接班人，能把事做大，但和前任关系不好。开句玩笑，找对象如果对方光漂亮(相当于能力强)但不爱我，那又有什么用……”在这封信中，柳传志表达了对接班人的两个要求：能力和忠诚，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正因为杨元庆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让柳传志至今仍如“太上皇”一样牢牢掌控着联想的大局。

    而老子眼中最理想的是那种“不知有之”的老板。在这种老板领导下，一切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成果和业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家几乎意识不到老板的的刻意经营，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事情成功了，大家表现得很为平静：“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办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当然，这种“循道无为，其德不显”的老板，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于老子的想像和百姓的梦想中，稍具雏形的是汉朝的文帝和景帝，他们的无为开创了“文景之治”。

    政治上难以实现的最高境界，却在现代社会的商界里如繁花般纷呈。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日益完善和职业经理人阶层的逐渐形成，很多老板变成了真正的“甩手掌柜”——万科董事长王石拄着手杖爬上了世界最高峰、好利来董事长罗红手攥摄像机在非洲大草原追逐着猎豹、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则扛着满脑袋的哲学思想在各个大学“流窜”讲学……

    幸运的是，曾深受老板之苦的黄鸣，经过反复的摸索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职业团队，并建立起一套最符合自己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崇尚充分放权的他，甚至如此“警告”全体员工：事无大小，直接找管理层归口部门，不要找老板，违者轰出去成为甩手老板后，他每周都有一二次到街头找那些素不相识的小伙子踢足球。让那些愣头愣脑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个常常被他们撞得鼻青脸肿的人，竟然是一位亿万富翁！

    而历经种种磨难后，黄宏生也仿佛一夜之间醒悟过来。他在狱中给创维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同事们，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深深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