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魏徵，以敢于犯颜直谏而出名。他和唐太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已经成为传诵千古的佳话。但是，如果你仔细翻一翻《贞观政要》或者后人编纂的魏徵谏言集，可能就会在称颂李世民虚怀纳谏时看出另一种蹊跷。这种蹊跷，就是危言耸听的效应。

 

    所谓谏言，是批评者对当事人的指责，立足于质疑、反问，是一种挑刺儿式的言说。由于是挑刺儿式的评头论足，所以，发言人往往不大考虑可行性问题，而且，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往往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耸人听闻越有效果。当然，如果说的是事实倒也罢了，如果不是事实或者过于夸大事实该怎么办？对于这样一种言说，能不能要求“实事求是”？

 

    很多时候，实事求是都必须坚持，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有例外。在进谏和纳谏的关系上，恰恰不能讲实事求是。看看魏徵的谏言记录，不难发现，在魏徵的言论中，唐太宗简直就是历史上最坏的皇帝，魏徵不是把他比作商纣王，就是把他比作隋炀帝；甚至更有甚者，说他连隋炀帝也不如。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魏徵几乎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不被治“恶毒攻击”之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李世民有时听着魏徵这个乡巴佬的刺耳言论，难免窝火和不服气——本来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充其量三七开，魏徵凭什么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李世民的窝火和不服气，是正常反应。但这种正常反应，就叫做拒谏，实际效果是堵塞言路。在这个时候，不能坚持要求进谏者实事求是。

 

    直言进谏的奥妙，就在于没有夸张就没有直言，没有捕风捉影就没有进谏。对此，如果以实事求是来衡量，多半是有问题的。进谏不是辩论赛，不是给双方对等机会，而只能是一方言辞犀利，另一方含颌不语。这里需要的不是对事实的核定，而是容忍不实之词的雅量。一旦受谏者对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加以辩解、说明和反驳，即使这种辩解、说明和反驳是正确的，都会导致进谏的失败。只有进谏者单方发言，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古人才把进谏的标志称为“诽谤木”。也就是说，进谏的本质是诽谤。

 

    当然，由于受谏者权力在手，遇上秦始皇式的主儿，那就有点麻烦—实事求是的进谏，甚至可能带来杀头之祸。所以，中国古代有不少人总结出了许多进谏的“门道”，盘算怎样才能“不逆龙鳞”，怎样才能悦耳顺听。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称其为“谏言”。阿谀奉承由此发端。现今有不少人写文章撰著作给人们教进谏的方法，包括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低声下气，如何给谏言包装上可口的糖衣，甚至有如何揣摩上意选择进言时机等等。如果听信了这类教导，在下者会失去进谏之勇，在上者会失去纳谏之明。许多人都喜欢给苦口黄连掺糖，但按照中医理论，黄连能清心火，靠的就是苦味。

 

    有一点要注意：下级批评上级，可以夸大其词，而且不能被堵口；上级批评下级，则必须实事求是，而且还要允许辩解和反驳。“谏”和“训”是有明显区别的。同样是批评，“谏”是针对权力的，而“训”是行使权力的。“谏”一旦实事求是，就意味着权力可以在事实领域无限扩张：“训”一旦为所欲为，就意味着撤销没有权力者的所有防御手段。

 

    古人可以做到听谏时表现雅量，发布教训时则不容置喙。前者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后者是保证皇帝的无上权威。在今天，前者可以借鉴，后者需要改造。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如果要求无权者不能说错话，等于钳口；如果要求下面对于来自上面的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于怂恿权力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