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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器市场发展的再思考

2014/12/6 13:10:00     点击率 [778]   【    我来说两句 (0)

核心提示:随着临床听力学、实验听力学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助听器基本上完成了从模拟线路到全数字线路的转换。开放式选配、多频段声处理、高效率降噪、多环境不同放大、反馈抑制或者仿生技术的应用,

   随着临床听力学、实验听力学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助听器基本上完成了从模拟线路到全数字线路的转换。开放式选配、多频段声处理、高效率降噪、多环境不同放大、反馈抑制或者仿生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助听器清晰度和适应性。而十几年前的深耳道式助听器技术早已基本解决了外观隐蔽的问题。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听障者受益,但同时我们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


    笔者写这篇述评时,恰好得到两个相关的信息:其一,北京市政府宣布免费为北京市极重度听损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并预计不远的将来免费为听障儿童提供助听器;另一则消息,美国助听器销售在2008第四季度受金融危机影响首次出现下滑(与2007年同期下滑6.56%,美国听力产业协会HIA数据)。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现象并不说明我们的人工助听技术或助听器市场已经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线了。而是在技术研发、验配服务、康复指导和市场规范等诸多领域里,我们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1 改革开放引领了助听器技术和市场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极大的加速了我国大陆地区助听器事业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在验配点和销售数量的增长速度方面,我们恐怕遥遥领先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纷纷将制造基地扎根中国的原因之一。我国自20世60年代正式开始制造助听器,1979年开始正式验配助听器。其后,各大跨国企业纷纷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并大多在大陆地区成立了独资企业和生产基地。苏州、上海和厦门无疑成了世界助听器加工的主要场所(其中三家是其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激烈的竞争迫使制造商几乎与国际同步介绍其尖端产品到中国大陆,有时也特别生产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低端产品,其服务水平也一步步接近国际水准。同时,我国针对生产企业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审核和验证制度。这些跨国公司在销售自己产品的同时,也举办了大量的培

训班,弥补了国家机构培训力量不足的情况。同时,多数企业与政府合作,近年来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和全民爱耳护耳宣传活动。

 


    在零售方面,全国预估有4000多家验配店(点),现在一个大城市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专卖店(中心)已经随处可见,县城里也有验配中心了。虽然这些机构几乎都拥有合法的经营执照,但是验配技术水平差距巨大。2008年全国验配的助听器总数大约 30~40万个(2004年约为25万个),这在全球都是一个不小的数量。近十年来总量的年增长百分比略快于国家GDP的增长速度。约有7%~10%的听障患者使用了助听器,这比十年前的2%可以说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单耳佩戴、使用盒式或低端模拟助听器的比例还是相当高。验配的助听器总量约70%~80% 来自于私人机构,总量的50%左右来自于没有形成规模的私人店面。助听器验配的价格档次、患者接受的程度存在着严重的地域差别。在大中城市,老年性聋患者多使用3000~5000元左右的产品,而儿童使用多在5000元以上且常常为双耳佩戴。儿童接受干预和康复治疗的时间越来越提前,错误接受“治疗”的患儿越来越少。但是部分儿童家长因为心理原因常常选择功率不够的定制式产品,导致康复效果受限。即便是正在工作的成年人,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接受使用助听器(尽管对外观要求很高常常选择定制式产品)。这些要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爱耳日”宣传和儿童听力筛查的进一步普及等因素。


    正是由于这样的飞速发展,绝大多数听障者可以就近接受先进的产品服务,使他们走出了残障的阴影。但也正是因为发展速度太快,才需要我们冷静想一想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即便是几十万的验配量与我们2780万残疾听障人士相比也有巨大差距。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需要助听器者,仍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服务。

 


    2 一切以最终用户为目标,一切将以质量取胜


    助听器验配康复是一项

高科技的人性化服务,最后还是由我们的最终用户 (end users)——助听器使用者说了算。虽然每个消费者都喜欢价廉物美的产品,但是如果我们把“降价销售”作为第一位的发展措施,我们又如何激励验配师努力学习,优秀的学子还会愿意加入到验配师和康复治疗师的队伍中来吗?因此,作为生产企业和验配机构,应该多多研究和实施如何让患者听得清楚和维修方便的方案。我们应该让患者切实体会到我们是在为他们的生活质量服务,从我们这里得到鼓励、温暖和放心。

 


    我国目前出台的助听器验配师制度,在国家政策层面为此提供了保障。这也是专业工作者多年所期盼的。笔者有幸参加了验配师制度申请、培训教材编写和首次考试监考,衷心希望此制度的实施使我们的技术水准有一个质的飞跃。同时,监管机构也要和制造商、验配师/机构一起,增加价格的透明度,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让患者确实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

 


    3 加强听力学教育,培训专业人士


    我国的验配师制度刚刚起步,同样我们的听力学教育也起步不过十几年。在美国听力学全部要求博士学位(Au.D.,Ph.D.)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快在不同的院校开展听力学正规教育,扩大继续教育的层面和范围。
听力师/听力学家不一定要全部日常验配助听器,而验配师也不一定就是听力学家,这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模式。但是听力学的发展将是助听器事业发展的基础。比如,随着人工耳蜗植入适应证的放宽、助听器验配范围的扩大和植入式助听器装置的应用,这些产品之间有很大的交叉性。这要求事前的诊断(听力损失的性质、程度、类型等)非常明确,也是选择所有一切干预的前提和防止误诊误治的保证。


    而正确的诊断和适应证的选择则是要建立在完善的耳科学、听力学检查和判断的基础上的。我们相信随着政府、机构投入的增加,设备的改善和增加问题将是逐渐甚至是很快就会解决的。而人才的

培养则需要我们踏踏实实、从现在做起,一代一代的坚持下去。

 


    另外,随着政府投资和慈善捐赠力度的加大,免费助听器在部分地区和部分机构已经成为现实。但同时产生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这些捐赠品能够使患者真正最大程度的受益,并和购买的助听器一样享受到售后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所捐赠地区培训相应的人员,使测听、验配、耳模制造和维修等符合规范。捐赠方(机构或中标企业)除了提供免费产品,还要建立相应的售后服务网络。在依靠残联验配系统和医院的同时,应充分发挥私人验配店(尤其是连锁店)的作用。


    验配师制度的实施,将极大的促进我国验配人员的正规化,也会使整体验配技术得到质的飞跃。尤其是散在边远地区的验配店(点)的技术提高,将会使更多的听障者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在地域辽阔、差距很大的中国大陆,不同地区不但使用的产品档次不同,在快速培训人才方面也很难做到一刀切。即便是验配师培训也要向西部和贫困地区倾斜。


    除了培训人才,验配机构的硬件设施也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比如:隔声室的标准化、听力计的定期校准等。而且要进一步开发听力设备的功能。比如,许多验配机构具有能够测定助听器物理参数和真耳分析的设备,但是接受的培训和使用很少。这样就会影响到助听器验配的质量和效果。

 


    4 服务也要有品牌


    现在预估全国有4000余家选配机构,超过半数以上属于私营的验配店。虽然有几间较大的连锁店,但是真正形成品牌优势的不多。比如美国助听器验配患者会选择验配店和验配师,而不是哪个品牌的助听器。在中国,患者看病选择的是医院或知名专家,而不在意医院使用的是否是进口药或者用的是否是国外医疗器械。而我国目前患者选择助听器常常首先询问是否是进口品牌或听说某某品牌很好等等。另外,各地聋儿康复中心也大多开展了验配工作,但是并未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品牌效应。而

医院的验配也常常仅限于医院内部。在克服管理体制、人才储备和资金链条的同时,建立服务品牌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与国产品牌助听器有异曲同工之处。

 

 


    5 加强宣传又要实事求是


    自从“爱耳日”设立以来,大大加快了我国防聋治聋知识的普及速度。今年第十次全国爱耳日的主题恰好是“正确使用助听器”。在卫生部、残联等行政部门的推动下,专业人士积极参与各种爱耳和助残活动。媒体、企业和验配机构也加大了日常爱耳科普知识的宣教力度,普通百姓对助听器的接受程度明显增强。而且患者对助听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选配师和机构要求越来越高,有时近乎于苛刻。这对于我们加强服务无疑是最好的动力。


    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助听器宣传广告方面的一些瑕疵。有的广告可能有夸大其词或含糊不清的用语,导致患者使用后有上当的感觉。从长期利益讲,这将损害整个助听器行业的信誉,使用者就会误以为所有的助听器都是如此。从而使患者本人或亲朋好友不再接受助听器。


    我们要明确告诉大众,选择助听器是要验配的,不是简单的购买消费。最贵的助听器不一定就是最适合的,同时选配助听器仅仅靠打折便宜是很难得到最佳效果的。

 


    6 强调一切以正确的诊断为前提和转诊制度


    虽然绝大多数听障人士可以通过使用助听器改善生活质量,但我们要牢记有许多听力下降是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治愈或改善的。因此,强调全面、认真的查体以及严格的转诊制度是永远不过时和过分的。对于儿童,严格的“综合诊断、多次复查”程序是不能违背的,即便是确诊和应用了助听器/人工耳蜗以后也是如此。随着新生儿听力筛查的普及以及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听力波动的现象已不是个案。而且在听力康复的整个过程中,定期复查听力是不可缺少的步骤,也是我们调整助听器参数甚至改变干预方案的主要依据。比如,反复波动性下降的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随

时都有可能将助听器干预改变为耳蜗植入干预,否则患儿有听觉言语能力退化之忧。

 


    对于老年人选配助听器,也并非所有60岁以上的听力损失患者均为老年性耳聋。尤其是许多老年人在年轻时代没有治愈的中耳炎等疾患,随着抵抗力的降低,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医学处理或随访。应该在医学处理的前提下选配助听器

 


    7 助听产品的国产化


    尽管改革开放之初国产或合资产品尚占有主导地位,但随着跨国企业独资基地的落户,国产产品几乎全部退出了主流市场。老的国产企业和新兴的国产公司虽然一直在努力,但从规模上目前尚不具抗衡能力。这也就形成了我们不得不选用进口产品的局面。尽管我们不能把江苏和福建生产的助听器称作为“进口货”,但这些“国产助听器”的知识产权和定价权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外公司。而且这些产品的核心研发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进入中国(不排除厂商在中国设立临床试验基地和展示中心)。助听器技术的升级换代我们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当别的电子产品不断降价的同时,高档助听器的价格却一直在攀升。听障患者也不得不支付越来越贵的价格或者被迫选择低端产品。


    因此,这可能与其他高科技产品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局面,也就是国产化不能满足患者需求而国外产品又价格昂贵的矛盾。无论如何,国产化有可能是全面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期望这一步早日展开。是否可以预言,要么国产化降低价格满足收入低的使用者的要求,要么“盼望”国外厂商集体降价,要么政府或慈善机构为百姓买单。恐怕要齐头并进才能使我们的助听器使用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8 辅助助听装置的推广


    辅助助听装置(assistive listening devices,ALDs)是助听器验配中不可或缺的设备。让听障者使用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打电话、看电视、听音乐和防止意外伤害等服务内容。目前很多验配机构不直接提供此类产品,而有

些企业也没有将国外的类似产品和服务整体推广到国内或者推广力度不够。我们欣喜的看到奥运会前后残疾人联合会等机构为部分听障者提供“导聋犬(hearing dogs,助听犬)”和其他视觉警觉装置。期望此方面的工作能和助听器验配一起得到普及。

 

 


    9 助听器的科学研究


    如果说我们缺乏或者基本没有研发助听器的实验室,那么助听器的使用或者验证研究也远低于听力学、康复学的研究。比如,大家都承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助听器使用的满意度不高。但是到底不高多少,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确实很难给出客观的答案。制造商各自宣传自己的产品“无对手”无可厚非,但是产品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患者花高价购买“最先进的数字处理技术”,在实际生活应用中确实物有所值吗?这些也有待我们用客观的数字回答,而不是仅仅“宣读”产品的介绍说明书。


    随着听力学和康复学的迅速发展,我们深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业验配人员加入到助听器科研的行列中来。我们只要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才能真正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使更多的助听器最终用户受益。他们受益,其家庭受益,社会受益,国家受益。


参 考 文 献:
1. 张华.助听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2. 张华.从助听器选配的规范化谈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06,14:8-11.


(作者:海之声苏州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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