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河北省南皮县，2004年儿子（小杰）来到了这个家庭，成为家庭的第四个成员。 2006年的春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农村的风俗家家户户都燃放爆竹，孩子们都欢声笑语追逐打闹，回头看看，儿子却若无其事。我跟爱人开始怀疑起来：是不是耳朵有问题。我们根本不敢想象，越想越害怕，只好在心理安慰、祝福自己。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儿子与同龄小孩差异也越来越明显。怎么办！？是继续祝福自己？还是去证实？
2006年5月，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我们把儿子带到了济南儿童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我们不敢面对的现实终于被证实了，儿子属于极重度耳聋（诱发电位103分贝、40赫兹未诱发出波），虽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还是犹如晴天霹雳，我跟爱人抱头痛哭，虽然事实摆在眼前，还是抱有希望的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结果我们的希望破灭了，诊断结果和济南儿童医院相同。靠什么让儿子进入有声世界——人工耳蜗，我跟爱人只有以泪洗面，我的天哪！这一、二十几万从哪来呀！？不吃不喝也得几十年呀！ 哭和泪水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按医生的建议我们花了3.2万元为小孩配戴了峰力特大功率助听器。为了节约几十元的车费，几个小时的路程，妻子一人带着1岁几个月的儿子，来来去去不知吃了多少苦，为了节省费用妻子每次去同仁医院都是住在医院大厅里……想着有一天总会有奇迹出现。
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也是烈属家庭。祖父（儿子的曾祖父）在红军南下时英勇牺牲。祖母相继在父亲4岁的时候去世。父亲成了孤儿，自此不知受了多少苦，又把我们姐弟五个抚养成人，成家。岁月的沧桑使父亲、母亲年迈多病。儿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喜悦，带来了期盼（在我们农村还是有很深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父母也不例外）。知道了孩子的病后，父母的头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都白了。父母都七十岁的人了，为了给孩子治病出力，不顾家人劝说拖着病体下地务农。看到父母的背影，我的心酸痛万分，好想大哭一场。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呀！我在一家私营企业里打工，妻子在家务农，月家庭收入1千多点。为了给儿子治病我跟爱人制定了伙食标准，每周不突破十元，为了节约,自己在家开荒种菜，我们只有靠加倍的工作和额外的付出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我也曾经想过向村委会求助，而村委会比我们更困难，一直被债务缠身。当我拿着儿子的病历去找亲朋好友时，他们个个都怀疑我的偿还能力，毕竟我们的收入太可怜。怎么办？只有将房子卖了。
带着这笔钱，2006年11月份将儿子送到了济南的山东省听损儿童语言听力康复中心进行言语训练，没办法，考虑到经济的原因，只有儿子的母亲一个人带他去康复，每次去来都要坐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济南。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儿子在听觉、言语方面近期观察属于看话表现，老师和主任也是这样讲的。主任讲最好的治疗手段还是做耳蜗手术，但我们的收入实在是不能负担的起这样的手术费用，因此儿子又回到了家，我四处酬钱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用。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更是父母的心肝与精神寄托。小杰啊，小杰！为什么老天这样不公让你生来就伴着痛苦？为什么你偏偏生在了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家庭？你何时能听到时代的最强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许你还不懂得这一最强音的深刻含义。但那些富于正义感同情心的人会以一种伟大的行动作出诠释。我们全家人热切地、焦急地期待着。
07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聋儿家长3388组织的聋儿家长会上接触到《慈善1+1》也接触了李锦记和蒙牛乳业和AB公司，是他们这些好心人帮我圆了这些梦，
“可能是王瑞杰是这一批孩子第一个接受手术的原因吧，手术当天紧张得不行了，我一直守在电梯口，等着杰被推出来。”我向记者回忆了手术当天的情景。当天上午，可能是杰还不知道情况吧，他好像吓坏了是的，一直哭着被医生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全身麻醉。在他进手术室门口的一瞬间我看到他用他那会说话的眼睛，好像说，爸爸我要听见声音了。“我和他妈妈一直守在外面，坐立不安了3个小时，当时医生让签了一个手术协议，因为孩子比较小，全麻对小孩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3个小时过后，当杰被护士推出来的时候，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告诉记者，植入的人工耳蜗分为体内体外两部分，体内部分已经植入小杰体内，为了保证安全运作，要经过一个适应阶段，体外部分才能正式开机，开机时间初步定为8月底。“开机后，杰还要接受一年多的语言培训才能有恢复听力和语言能力的可能。”
以前，每每看到人家的孩子开口喊出“爸爸”、“妈妈”，我的心里就会十分难受，梦想着有一天也能从小杰口中听到这样的叫喊。如今，看着有了人工耳蜗的杰，我心里的兴奋与感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现在的小杰不仅能开口喊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还能背诵“小白兔”“咏鹅”等儿歌，不仅听见我们的说话也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了，我们现在满怀信心的盼着小杰能早日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幼儿园上小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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