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土匪组织中，入伙首先要偷盗或杀人。这是入伙的底线，就是要让你从道德上彻底将自己打败，让你认同土匪的价值观；而出伙的底线则五花八门，相对来说都是十分残酷的。清末在湘西有一股土匪，其出伙的底线是“断臂”，就是砍掉出伙人的一个手臂。这个底线的本质是让你失去从良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是不让你从良的。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很多土匪组织的底线都是“法制化”的，条条框框很明白，甚至在你加入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你了。可是，今天我们谈企业老板的底线，却发现几乎没有一个老板的底线是“法制化”的、是明确的，这是中国文化使然。

    在中国，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西周，从周公召公辅政开始。在礼治的先秦，主人就是老板，门客就是职业经理人。主人对门客不满意随时可以将门客请出门,而门客对主人不满意也随时可以拂袖而去。离开的门客，无论是被扫地出门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离开，他们到了新的主人那里、甚至是竞争对手那里，也很少将故主的情报透露。可以说，当时因为有强悍的道德法律存在，职业经理人和老板都相对的比较讲究礼，都活得比较潇洒。

    可是在今天，我们却看到的是职业经理人对老板的太极招法；而每一个老板也都有对付职业经理人的非正常手段。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国老板和职业经理人文化的断层，这致使中国企业“礼治”的文化环境缺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正在从个体户到公司化国度、正在从家族化到职业化国度，所以整体上人治的多，“法制”的少。一方面没有文化土壤，一方面没有法制约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必然的博弈。

    在老板和职业经理人阶层都还不成熟的今天，很多企业经常出现职业经理人造老板的反。这个造反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老板叫板。就象韩信叫刘邦的板、路华强叫和黄宏生的板。其实叫板还算不错，因为这起码没有乱了纲常，职业经理人还明白自己的定位，没有想去做老板；另一种是要取而代之，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象司马昭对曹爽、孙宏斌对柳传志那种。这大多是因为职业经理人觉得自己具有了和老板同等的资源和特质，老板成为其理想和目标的绊脚石，所以想推翻老板，将自己从职业经理人变成老板。

    后一种方式会演变为另外两个结果：一个是和平离开，自立门户创业；一个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将老板干掉。因为很多职业经理人都是站在老板搭建的舞台上跳舞的，离开这个舞台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因此造反的方式就是瓜分这个舞台或独享这个舞台，所以他们大多都必然选择了“搞掉”老板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在“礼”上的不成熟，所以很多老板对职业经理人处处提防；相应的，职业经理人也大多十分警惕，很少有打长工的，大多都是打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