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的名片就是废纸一张——这话是事实，也是自嘲。身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和《读书》前主编，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名片了，他的脸就是名片。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三联、《读书》已经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时代。
再过几天，家里人要为沈昌文庆祝77岁生日。他自称“77岁的后生小子”、“不良老年”。现在，沈昌文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起来上网，一般每天都能收到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头、90岁的舒芜发给他的新邮件。中午自己做饭吃，“年纪越大越喜欢吃童年时候的东西，比如宁波人的臭豆腐。”下午出门见人，没事就待家里看电视。“只看《海峡两岸》和《重案六组》，看女警察抓坏人。”
见沈昌文的那天中午，刚好遭遇刘翔退赛事件。老先生很平静，表示自己是“避运”一族。奥运会叫他激动的不是比赛，是那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从《共产党宣言》里受到的教育都说同一个世界、两个梦想。这下说同一个梦想，我非常感动啊。”
最近几年，沈昌文的话比退休前多多了——“我都77岁了，活着也没多少年了，所以好说话。”他简直拿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当自家客厅，在这里约见客人、接受采访。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熟人。墙上挂着王世襄和黄苗子的书法，那都是他常来往的朋友。隔壁桌的女士过来打招呼，叫“老沈”。那是《读书》的现任主编、吴祖光的侄女吴彬。
不过，这可能是沈昌文第一次接受一本商业杂志的采访。回顾自己十年的书店总经理生涯，他说：“我哪里是书生，我就是一个商人。”
这话应该不是自嘲。
总经理生涯
沈昌文的商人生涯是从1986年1月1日开始的。从这天起，他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
虽然做了总经理，可手头没钱。上头拨给国营出版单位的30万块经费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某年某月某日，沈昌文拿着前辈的一封介绍信，“去中信见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后来，沈昌文在口述自传《知道》里回忆：“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当时沈昌文“连一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都没见过”，可还是老实告诉王军，三联书店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100万。”
当时王军的反应是“笑了一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一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对客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让沈昌文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1000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口气很大，可能也是事实——对照现在的中信出版社，沈昌文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呀。
这可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未果的融资。现在回想起来，沈昌文还是觉得懊恼又滑稽：“哎呀！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
说出100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1000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1000万的出版规划……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所谓小打小闹，也是自嘲。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里，三联理所当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版《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等，轰动一时。“当年的畅销书可能更赚钱。”其中，《宽容》初版15万册，《情爱论》初版120万册。后来著名的还有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现在三联书店内部有句话——捡蔡拾金，不知道是骂沈昌文的，还是捧沈昌文的。”
不过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用沈昌文的话来说，就是“计划经济的尾巴”。当时沈昌文一挣钱就紧张。
“以三联的牌子，出书当然不会赔。但我真是非常害怕说赚钱。”他说，“比如计划的利润是100万，可意外畅销赚了300万，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多出来的200万得上交，上交了上头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设法把多出来的200万花掉，给作者预付稿费，算是长期投资。有长期投资才有品牌，有了品牌上头也让你三分。”
他也承认，自己可能算个好领导，但算不得一个好商人，因为几乎不懂市场。当时他面临的局面，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荒诞——如果出版社不赚钱或者亏本，那他这个总经理反而好办得多。他要负责的不是营销产品，而是控制印量。“书要少印，不能多印，你订一万五，我只给你八千，以免犯政治错误。”就算作者稿费也不能给太多，“给太多了会助长他的资本主义思想。”
沈昌文总结自己在三联书店的成就，不是挣钱，“无非是出了些书，盖了栋楼”。不过，他这个总经理没有在美术馆东街这栋大楼里工作一天。他的总经理生涯是戏剧性地结束的。1996年1月1日上午9点，沈昌文接到了一位人事负责人的电话：“你已经在昨天下午5点钟退休了。”这个电话距离当年的调令正好十年。这样，他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包括书店出版业务和《读书》杂志的编辑业务。
后来，沈昌文告诉自己的继任者董秀玉：“在国营单位里当领导，你要是不贪污，就什么好处也没有。贪污呢，又犯不上，也不愿。所以，最好别当。”
这话算是有感而发，出版半生，沈昌文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宿命地觉得，当年就是“把出版跟炼钢一样对待”。“这样带来很多的问题。任何出版社的领导人，过多少年就要退休，所以他缺少一种文化上的责任感。但出书这个事情，恰恰就需要长期的关注。现在大家都去做BestSeller，做畅销书去了。”
说白了，对于出版这门生意，沈昌文还算开明的，他的好多同行都不喜欢别人称他们“出版商”，只承认自己是“出版人”。许国璋曾经给沈一个告诫，“没有钱干不成文化事业”。他也喜欢那本《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他后来帮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主意，“它钱多得我简直惊讶，一年利润上亿元，我听都没听说过这些事。”
即使现在，文化单位都在改制，沈昌文也并不乐观，因为不允许出版社私营。“三联当年成立的时候是股份合作制，我们现在也都在说出版公司化——出版形式越先进越好，可以公司化，可以集团化，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体制不改，很难有什么大变化。”
文化离商业有多远
十几年前，《读书》杂志搞读书会，一帮文化人高谈阔论臧否时事。有一天，读书会上来了一个让沈昌文记忆深刻的人物——牟其中。
“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换飞机和炸山的事大家都知道，他来参加我也不意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很豪爽，每次走的时候都留下几张支票，表示他买单。”
后来，沈昌文又接触过更多的企业家。第三极书局的欧阳旭在他眼里“算是个小孩”，当当网的俞渝则是他女儿的同学。洪晃的父亲和沈昌文有交情，他也常去参加“洪晃她们的姑奶奶聚会”，认识了洪晃的闺密张欣和她老公潘石屹。在他看来，潘石屹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文化圈里得到承认的商人。“第一因为他自己也写书。第二他肯在文化上花钱。”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当然了，从个人经历上来说，没有比他更土包子的啦。”
后来潘石屹办《SOHO小报》，沈昌文帮过不少忙。不过他觉得，要是中国往后真能出一个现代出版家，潘石屹这样的还是不成。“企业家、商人这些是暗的，明的是讲文化。”对于上世纪末那些从商的作家，比如张贤亮、韩少功，他“始终有戒心”，“觉得跟商业太近了以后就有点麻烦。”
很容易感受到这群文化精英和商业的隔膜，这一代人都下意识地和商业保持着距离。编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甘阳说，“80年代经济改革从来不是我们的话题，经济是很Boring（乏味）的东西，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
想来想去，沈昌文还是喜欢黄集伟给他的封号：“思想经纪人”。
尽管自称商人，可有时候沈昌文自己也觉得困惑：“在外国，多半是企业成立一个基金来资助文化，这样建立了企业和文化之间一种互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为什么在中国建立不起来呢？”
不过，在2007年，沈昌文一位故交的后代似乎完成了文化对商业的并购（抑或相反？）。这人就是于丹。于丹的父亲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第一任总经理，后来担任过万里的秘书。沈昌文和他不熟，但于丹也叫他一声“沈叔叔”。沈叔叔对世侄女的看法非常让人意外——“看起来没有法律了，总要有个信仰吧？这就是领导人弘扬国学的原因？”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国学意味着沉痛的记忆。“当年我参加批林批孔、批判《新华字典》，就是要把我们固有的传统扔掉，回到纯粹的马列主义。我老跟反对于丹的人说，她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孔子说话的，你们不要这样。通过她，能把中国否定的东西恢复一点，把我们所得到的、歪曲的马列主义给丢掉，这样我觉得很好。”
2008年，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属于我的时代过去了。”当年信仰的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都被颠覆了。“我现在走到了怀疑主义的地步。比如‘读书无用论’，我就想，现在出生的一代，将来是不是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我自己已经靠‘百度’过日子了。社会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化变成什么东西了？”
退休以后，沈昌文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合作，开始关注台湾文化出版动态。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看到台湾的民主发展成那样，好像也成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极权体制下的非常发达的社会？当然，这极权可以慢慢改善。不过，这都是我身后的事情了。”
他感慨道：“改革开放30年我还是高度评价，是伟大的，是非常值得的，所谓不足的地方就是步子还可以再快点。当然，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快到往哪里走……”
沈昌文1931年出生，邹韬奋1932年创办三联书店。回顾一生，他说邹韬奋是抗争，老上司范用是焦大，而自己一生性格软弱，做过首饰店学徒、肄业生、校对员、秘书和编辑，最后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如果邹活在今天，恐怕和活到解放后的鲁迅是一样的结局。”
有人评价他的性格是“外圆内方”，有江南宁波人曲折务实的生存智慧。他从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里学来一个词，并且引为自道：跪着造反。他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来——“他跪着造反，他委曲求全，这后头有复杂的原因。”
[附文]
“我一生见过的那些人”
这么多年，我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贪污盗窃”
我一生见过很多人，也伺候过很多人。小时候做学徒，是从生活上伺候别人。后来做编辑，是从思想上伺候别人。我认识那么多老头，总能做到成为他们的心腹，我就有这个小小的本领。
我和李慎之关系特别近。60年代反帝反修的时候，我被组织派去出“灰皮书”和“黄皮书”。当时有一个指导方针，叫“废物利用”，当时最大的“废物”就是李慎之。第二大右派是董乐山，董鼎山的弟弟。《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那时候出的。这样我跟他们都混熟了。这一拨人都是自由主义者。
80年代是一个空前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推着你往前走，很多观念的罗网都被冲破了。像金克木，50年代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说，到了80年代多么活跃。还有王小波的爸爸王方名，逻辑学家，也是到了80年代才开始说话。王小波也是80年代开始给《读书》写东西，出名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我印象最深就是他讲国家专制的《花喇子模国信使问题》。
经济学家也比较熟，很多经济学文章，比如樊纲的《股份制度考》，最先就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我前几天还和周其仁一起吃饭，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上海人。汪丁丁就更熟了，他妈妈是我在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时候的支部书记，所以他经常到我们编辑室来玩。小孩儿挺可爱，就和他一起玩，教他怎么做矿石收音机。
和我关系最深的是吴敬琏和茅于轼，我叫他们老吴、老茅。以前茅于轼住东单三条的时候，我经常上他家里去。吴敬琏和厉以宁当年讨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我们发表文章的时候，都是对这个深有感触的。
这么多年，我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四个字：“贪污盗窃”。贪污盗窃他们的思想。真正贪污两毛钱也是犯法的，可贪污思想不犯法，我自己又不拿去发表。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说，对笛卡尔感兴趣。我要是有那个能耐，就把他的想法推荐给总理——总理一说《沉思录》，不是就火了吗？
现在大家都关心80后，这个我就不懂了。
他们拉我去谈，我也不去了，一谈谈到半夜，我身体受不了。以前在王朔的“王吧”聊天我还去去。上次我在电视上说王朔现在的文章有不对的地方，后来他托人带话给我——别人说我我是一定要反驳的，不过老沈嘛，就算了。
女性里头，王安忆我不熟，但是跟她妈妈茹志娟比较熟。卫慧现在美国跟王德威做研究，我去美国都会去看看她，她是宁波人，叫我娘舅的。木子美我也是欣赏的。每当社会动荡的时候，总有些女性会站在最前头，免不了说上一些过激的话，可以理解。后来木子美说要请我吃饭。我吓死了，免了吧。她文章里老把吃饭和上床混为一谈，我跟她一吃饭，就说不清楚了。要真说审美，我们这代人还是喜欢张兆和那样听话的美女。我在老上海长大，可真没什么喜欢的女明星。我在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位潘先生教我们电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以前的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舒秀文。
真要说喜欢，那是邓丽君——倒不是她的人，是她那些歌。我小时候做首饰店的学徒，站柜台，每天大喇叭都在放那些歌，整整6年。那时候，这是我们惟一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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