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长歌》中颉利可汗和李世民的例子告诉我们，行霸道在创业初期或许可行，但要想基业长青还必须行王道——结之以义、以理服人、任人唯贤.

    领导者之道各有不同：有的强悍，其势如火；有的柔韧，其势如水。道不同则事迥异。在连续剧《贞观长歌》中，两位风格的“可汗”，堪称现代领导者的两面镜子。

    一面镜子是突厥首领颉利可汗，一位精于谋略和具有过人战略胆识的枭雄，拥有当时亚洲领先的强大骑兵，征服了突厥15个部落；并且凭借其强大的骑兵，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几天就长驱直入，兵临长安，震动了整个唐朝，迫使唐太宗李世民倾全国府库之力与之签定了耻辱的“便桥之盟”。另一面镜子，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忍受便桥之耻后，励精图治，揠武修文，施行马政以积蓄国力，最终铸造了击败颉利可汗，一统天下的伟绩，使天下达到了大治。

    那么，颉利可汗为什么会在与“天可汗”——李世民的对峙中，最终败下阵来呢？随着《贞观长歌》剧情的展开，原因也一步步明朗：颉利在统帅国家中推行的是霸道——诱之以利、以力服人、任人唯亲。在创业期，他凭借自己的果敢、独断和权威使草原部落迅速屹立起来，因此行霸道在创业初期是必要的，但它往往既是胜利之父也是失败之母。而要基业长青还必须行王道——结之以义、以理服人、任人唯贤。“天可汗”李世民正是奉行了王道才实现了唐朝的大一统。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也有这样的印证：企业的领导者在领导中推行的是“霸道”还是“王道”，直接影响企业组织结构的稳定和经营的成败。

    结之以义与诱之以利

    “定襄之战”颉利大败后，阿史那思摩命令自己士兵扮作饥民，混进长安城，企图在夜晚出奇兵袭击长安，但此计谋被唐太宗和侯君集识破。见自己的奇袭计谋被识破，阿史那思摩万念俱灭正要自刎，李世民赶来劝阻：

    李世民：将军请止步。

    阿史那思摩：放开我，一个“异族将军”的生死与阁下何干。

    李世民：将军身负淮阴卫霍之才，本可以续写他们的辉煌。你这么一走，“汉书”岂不成了英雄之绝章。

    阿史那思摩：我阿史那思摩已经败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还称得上什么英雄？

    李世民：你敢孤身杀入长安，这不是英雄，谁还敢说自己是英雄.

    阿史那思摩放下了手中的剑……阿史那思摩忠用剑刺伤了李世民，侯君集恼怒了。

    侯君集：混帐，你敢刺杀大唐天子，我用这把剑把你斩成肉泥。

    李世民：住手，谁也不许动他们一根汗毛，都听见没有？侯君集你听见没有！

    阿史那思摩：长孙大人，我知道打败我的人是谁了！

    长孙无忌：就是我大唐的天子！

    阿史那思摩：能败给这样的人，我阿史那思摩也是个英雄。

    李世民是把阿史那思摩当作朋友、英雄，而不是败军之将。在阿史那思摩回草原时，李世民还亲自相送，说起不是自己识破了阿史那思摩的奇计，而是上天托梦给自己，并说阿史那思摩的计谋凡人是无法识透的；阿史那思摩要走，李世民亲自为其牵马。阿史那思摩叔侄终于被李世民的大义感动，归顺了大唐。在结交阿史那思摩的过程中，唐太宗自始至终以义相待，结之以义，还动之以情。于是两位重义的英雄走到了一起。而颉利可汗又是怎样结交他的部下的呢？即使在自己被打得七零八落时，他依然没有改掉他“诱人以利”之法。

    施罗叠：父汗！儿臣真是没有心情吃东西，前面是大漠，后面是唐朝的追兵，咱们的部落被打得七零八落，往后该怎么办呀？

    颉利：怎么办？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别低头。二十年前，我和吐谷浑打了一场恶仗，败得身边只有七个人，三年后我的手下又有了七万人。在这草原上，只要你不放下刀枪，就迟早能重新站起来。

    接着，他走到身后的大车旁，一把掀开一口箱子的顶盖，露出里面光彩夺目的财宝，抓起一把珠子。

    颉利：有这些东西，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卷土重来！……

    待到第二天清晨，颉利发现财宝被勃帖席卷一空，投夷男去了，剩下的是几个横七竖八的残兵弱卒。见此情景，颉利说道：“我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呀？武用了一个无能的大将，文用了一个奸佞的小人！我真是瞎了眼，我真是瞎了眼呀”。颉利的智谋不可谓不高，但在对待部下时仅仅是“诱人以利”——往往试图用一点小小恩惠来诱惑别人，结果引来的、结交的都不是英雄，而是一些势利小人，见势不妙便出现了离心，分崩离析。

    在企业管理中，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并不缺乏智慧和忠诚之士，但这都需要领导者去发掘、去结交。在结交中要让员工享受实在的利益，这是“利”的层面。显然仅有“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义”上下文章，要提倡尊重、关爱员工，培育这样的企业文化，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参与度和忠诚度。只有两者兼施，并以“义”为主，才能培养忠诚的精英团队。

    以理服人和以力服人

    “让草原上迅速安定下来这是当务之急......我们要拿出最大的勇气来，摒弃仇恨，维系大局，勿使汉武帝征而不服的历史重演，这个决心难下呀，所以朕整整想了七天，才做出个决定：赦免颉利”。在是否赦免颉利的问题上，唐朝内部出现了很大分歧。皇帝李世民在朝堂上说的一席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谏臣魏征为了彰显皇帝让华夏儿女不再互相屠戮的用心和爱之如一的博大胸怀，上演了一幕“假谏”。为了让皇帝收回赦免颉利的诏令，魏征重提“便桥之耻”，甚至准备好棺材以自尽于便桥桥头。但李世民对咄咄逼人的魏征却是晓之以理：

    李世民：魏征，朕怎么会忘记贞观元年之耻辱呢？主张不杀颉利的还有呢，你看看杜楚客这几十个人联名上奏章，也是要劝朕不要杀颉利的嘛！你说长孙无忌有私心，那么杜楚客他们也有私心吗？如何处置颉利看起来是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实际上却是关于朝廷安定北方的大政。你参议朝政，在这样的事情上不能太过感情用事，要有胸怀，要有四海一家的胸怀。

    魏征：如此斥责老臣，老臣还有何颜面忝站在朝堂之上。

皇上如果不撤回赦免颉利的诏令，老臣就自尽于便桥桥头，以谢长眠在那里的烈士们。

    李世民：朕已经去过便桥了，将这个决定告诉了那里的将士们，他们都没有阻拦朕，你魏征也不能。

    李世民表面是在说服魏征，实际上是在说服坚持杀颉利的那班朝臣。对自己的臣子，皇上都能晓以大义，以理服人，而颉利可汗又是怎样让人臣服的呢？

    ……

    颉利：我想把整个阿史那氏的算盘都交给你，请你辅佐我，专司军饷。

    慕一宽：大汗不会平白无故地送给我这么大一顶官帽吧。

    颉利：你果然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缺的是什么，而这样东西你家里有的是，如果你能够帮助我渡过这个难关，那你可就立下了一件不世之功！

    慕一宽：我很同情陛下的处境，但是我在列祖列宗面前立下过重誓，永不出仕，您的这个要求我无法应允。

    颉利：那你就别怪我逼你了——来呀，把人带上来（这个人是安康公主）……

    颉利：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呀，在朕的大帐里居然还如此倨傲，既然你父皇都不把你当回事，那我又何必再对你客气。把她拖出去……

    为了达到逼迫慕一宽在三十天内给大军筹集三十万石粮食，颉利先是以利相诱，不成。继而以把安康公主嫁给天底下最卑贱的老乞丐，让李世民和唐朝皇室永远都蒙受羞辱相要挟。慕一宽为了拯救安康公主和大唐的尊严，最终向颉利妥协——答应为他筹粮。

    “以理服人心服，以力服人身服”。在企业管理中，领导者要“治人”更要“治心”。由于治企中没有像治国中拥有那么多的权力约束，“以理服人”显得更加必须和重要。此外《贞观长歌》还告诉我们，领导者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元素，不仅有理和力，还有情和德等，要以德报人、以情感人。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而和谐的氛围是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的！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出击颉利可汗的战争中，起初由于唐太宗用人不善——任用秦王府老将尉迟敬德担任副帅，直接导致了第一次防御作战失败了，丢了恶阳岭。并且第一次夺回恶阳岭的攻势作战也失败了。战报传到长安，李世民心情很沉重，房玄龄劝他不要太着急，毕竟仗才刚刚开始，还是有挽回余地的。

    李世民：朕并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朕痛心的是自己作为天子却没有识人之明！整个云中前线诸将中，只有李责力一人在战前提出要派重兵防守恶阳岭，而你早就向朕推荐李责力出任副帅，朕却没有听进去呀！

    房玄龄：陛下不必过于自责，尉迟敬德也有他的长处！

    李世民：这事可给了朕一个教训呀！岑文本、长孙无忌不知兵，只会以用吏的法子来用将，这用吏上讲究圆，一个人就算本事不大，只要能把方方面面照应过来也就能稳住局面。用将不同，战场上真刀实枪，打不了胜仗一切都是空谈。

    房玄龄：皇上说得是。

李世民：玄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这就拟一道谕令，改任李责力为副帅。

    房玄龄：这——皇上，尉迟敬德毕竟是秦王府旧将，与皇上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做大将的谁不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皇上这么处置，比杀了尉迟敬德还要让他难受，将来陛下该如何面对他？

    李世民：敬德为朕至少三次差点丢掉性命，玄武门之变时，要不是他一箭射死元吉，朕就活不到今天了！可是，朕现在若不负敬德就要负天下人，朕是天子，就是让他从此一辈子恨朕，也只能这么做呀！

    正是这次及时的临阵换将——任命李责力为副帅，换来了攻取恶阳岭战役的胜利。同时也正是颉利换掉了恶阳岭上的防守将军——草原上第一英雄阿史那思摩，导致了重要战略要地——恶阳岭的丢失。这一个看似巧合中间却蕴含了领导者的用人策略。唐太宗李世民坚持“任人唯贤”，即使是秦王府旧将，只要不能打胜仗，也必须将其换下，启用能独当一面的李责力。而颉利的用人策略是“任人唯亲”，即使阿史那思摩是防守恶阳岭的最佳人选，但因为不是“亲将”而将其调走。正如颉利所说：“正因为这个地方是要害，才必须得选一个忠诚的将领去镇守！没有突利这个后顾之忧，执矢思力也够用了”。

    许多当代企业家都意识到了用人的策略问题，但很多因素却使他们陷入“明知不该用而用之”的困境中。两位可汗用人的策略和结果也许给了企业家们警醒：只有用贤人才能使企业很好的生存、发展，否则企业就只会是用人不当的牺牲品，二者必选其一。许多现代企业明确规定，公司领导不能任用其直系亲属，这虽然可能造成内举的遗憾，但却从制度上避免了亲情阻隔“贤士”的介入。

    《贞观长歌》不仅是一曲“历史的长歌，爱情的长歌”，也是一曲领导艺术的长歌。现代领导的基本原理在《贞观长歌》中几乎都能寻到其踪迹。《贞观长歌》今天带给我们领导者的一个深刻启示是：速成的往往也是速朽的，正如霸道与王道的关系，行霸道可以勃然而兴，行王道才能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