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和10位同事开始创业的时候，除了商业风险以外，还有很多所谓的政策风险，有很多政策还是依据计划经济的法制法规制定的。和我同时间创业的一些企业家，后来都出了事，主要是因为环境、政策变了，而他们自己却不能调整。”在日前举行的“创业讲堂”全国演讲活动上，柳传志告诫前来听讲的大学生，想创业一定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有很多事情你越过雷池一步，就会铸成大错。”

　　让我闭上眼睛想的话，创业中最痛苦的事还是1987年我被人骗的时候那种恐惧，真是永远挥之不去

　　今天，联想控股下辖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5家子公司，去年营业收入1462亿元人民币。

　　“刚创办企业的时候，我们给IBM做代理，在一次经销商大会上，我穿着父亲的西装坐在最后一排，没想到后来把IBM全球PC业务并购了。如果不是咬着牙往下做，不会有现在的状况。”柳传志说。

　　1984年，柳传志刚开始创业不久，就吃了苦头。

　　“那时候中科院计算所给我们投资了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我们打击很大。更让人感到痛苦的还是1987年我被人骗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真的是永远挥之不去。”柳传志说，闭上眼睛想的话，这是他想到的创业中最痛苦的事情。

　　那是1987年，联想第一次准备从香港进口计算机，由于资金不够，想了很多办法，凑了3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拿300万元人民币，找到一个进出口公司，拿到批文，找到外汇，把外汇打到香港去，这中间非常复杂。“我找的那人，虽然他那公司也挂了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实际上他是一个骗子。等我把上述一系列事情安排完了，再回去找那人的时候，公司没了，人也找不着了。”柳传志说，那个时候他特别紧张，那是联想创业以来积累的所有钱(还包括银行贷款)，没想到钱被人骗了。

　　多方打听到那人的住址，就蹲在他们家门口天天守着，看他回不回来。

　　“我那时拿板儿砖拍他的心都有。这个人后来也弄明白了，原来这帮人钱不是好弄走的。后来这个钱就追回来了。这个事情大概前前后后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让我非常痛苦。”柳传志回忆说，“一到夜里两点多钟我就被梦吓醒了，心脏就狂跳不止。”

　　钱虽然被追回来了，但柳传志一到夜里两点多钟就被惊吓醒来的毛病却落下了。后来又住了3个月的医院，总算好点了。

　　为了诚信求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联想之所以能成功，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诚信。

　　“对于诚信，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却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在柳传志看来，“人真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名誉”。

　　大约在1992年，联想一直从香港的中国银行贷款买元器件。那个时候人民币跟美元的比价飙升得很厉害，原来跟进出口商定的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有一年突然涨到12元人民币换1美元。

　　“合作的进出口商不肯兑换了，因为这损失太大了。他们不履行合同，我就拿不到港币，就还不了银行的钱，这等于我们违背了跟银行的承诺，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同意进出口公司按照12元人民币换1美元的价格来换，就是说我们要付出100多万人民币的代价。当我们按期按点地把钱还给银行时，银行接待我们的办事处经理还是很吃惊的，因为他知道行情，除我们外，没有一家中国的企业是按时还钱的。由于信贷资金周转好，那年我们多做了一轮生意，到年底结算时，我们并没有吃亏，营业额和利润都比以前做得更好。”柳传志说，跟银行贷款那么多年，联想从来没有一天晚还过一分钱，“正是联想信守承诺，从银行贷款一直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996年，联想在香港的业务出现重大失误，一下子亏了1.9亿元。

　　“我马上从北京赶到香港，先不说别的，先贷款借钱把现金流稳住，要是现金流一断，公司就不行了。这还得跟银行说实话，不能骗人家，当时国外的银行没人借，但中国银行坚决把钱借给我。”柳传志说，银行能借这么多钱给联想，确实说明联想有信誉。

　　对于公司内部的信誉，柳传志认为是一种求实精神。

　　1987年，联想第一次用承包的方式来进行内部激励。由于工作出色，承包销售的经理得了高额的奖金，奖金是6000多元。

　　柳传志说：“那年我的工资是100多元，6000多元相当于总经理工资的60倍。他下面部门的人还有3000多元的，加起来应发的奖金很多。本来是挺好的事，我们赚钱应该发，但发不了。”

　　根据当时国家定的奖金税，如果发的奖金超过了3个月的工资以上部分就要交税300%。

　　“最后，通过我们在广东的工厂与其他单位合作，拿到了现金。当然这也是很不正规的。我记得大概不到20万元，就把钱发了。没想到一年以后东窗事发，那个工厂出了别的事，把我们这个事查出来了。查完以后挺麻烦的，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另外罚了款。但我心里一点没有觉得有不妥的地方，当时的制度实在是不合理。隔了一年，我们的经营能力比别人强得多，更觉得心里不用太愧疚。”柳传志说，过了几年，国家的税制就改了。

　　柳传志认为，虽然自己受到严肃批评，但这件事情给员工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人都知道发这个钱我自己一分不留，我无非也是替国家打工的，但我承担了这个责任，就是说，让员工能够相信你说了一句就算一句，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技术不如人家，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自主创新这个仗怎么打

　　技术出身的柳传志非常明白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怎么走自主创新之路，的确不那么容易。

　　刚开始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民族计算机工业，就运用了高关税和要批文的方式想把外国的机器堵在外边。谁知道是越保护越不行，国产电脑的质量越来越差。

　　1994年，国家采取开放的政策。这对联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我们完全措手不及，外国的机器比我们质量要好，甚至价格都比我们便宜，我们完全没法比拼。我们开了大概两个多月的会，研究对策。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的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是不是干脆退回去，还是做代理，卖人家的东西算了？”柳传志说，联想最后的结论是“拼死一搏”，“把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从头到尾数一遍，下力气做大幅度的改革。把公司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电脑事业部，由当时29岁的杨元庆当总经理。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翻身了，一步一步抑制住了外国品牌的进攻。”

　　1998年，联想推出一款一键上网电脑，接着，又研发出电脑的一键恢复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不是计算机的核心技术，但很实用。后来，联想投入更多的资金成立联想研究院。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立刻使联想电脑的核心技术又有大幅度提高。

　　柳传志认为，联想刚开始定位就是高科技公司，但如果刚开始就发展技术，不但没钱办工厂，更谈不上研发。创业最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同时采用一步一步逼近的方式前进，“不要把长跑当成短跑”。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谈下辈子会干什么？他们的意愿是下辈子都不选现在的职业，就我说我下辈子还要做企业。”柳传志说，虽然做企业有时给我很多彷徨、痛苦，甚至一段时间还有很恐惧的心理，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能够设计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人很大的兴趣就是感觉一步一步地往自己设定的目标方向去努力，最后能做到，这个感觉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