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7日，印尼总统苏哈托在雅加达病逝。苏哈托的晚年似乎并不如意，国内对于他的指责层出不穷。带着争议，苏哈托含恨而终，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弥留之际，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与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先后看望过他。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伟人，曾经的亚洲教父。苏哈托、李光耀和马哈蒂尔等人掌权之时，正是东南亚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时代，东南亚的发展被世界银行成为“亚洲东部奇迹”。

    一手缔造了“亚洲东部奇迹”的苏哈托与马哈蒂尔的晚年都饱受指责与争议。世事沧桑，而物是人非，回想起曾经叱咤风云时意气风发，而现在却只能尴尬地面对着晚年的凄凉，两位前领导人都忍不住老泪纵横。

    在苏哈托、马哈蒂尔们的背后，拥有着诸如林绍良、黄奕聪、陈永裁、郭鹤年等众多华裔企业家的支持。这些华裔企业家都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一方面他们向政治家们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也依靠政治资源获得了政策扶植与倾斜，从而迅速地崛起，成为风云一时的教父级企业家。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政商特征”成为他们共有的一个特殊标识。也因此，他们被西方媒体戏称为“亚洲教父”。因为，他们的传奇故事与马里欧·普佐《教父》笔下的意大利裔大亨一样，拥有着众多的共同点。

    与苏哈托他们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一代华裔商人步入了黄昏暮年。印尼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是92岁高龄，印尼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金光集团”的黄奕聪与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则都已经年逾85，而菲律宾首富陈永裁也已经75岁了。一代教父也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

    在这个告别的年代，亚洲教父是否也将退出历史舞台呢？

    灰色繁荣

    二战结束，亚洲不少国家的还没有来得及欢庆战争的结束，便陷入了民族独立的困惑以及重建经济的挑战之中。历经了无数的殖民统治的劫难，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混乱与失序，利益的争斗等等特殊的历史环境注定，这个特殊的东南亚，需要强势的政治统治，而经济方面，也便不可避免的陷入到了资本最初的野蛮积累与灰色发展的泥潭之中。

    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政局与社会的稳定。而以林绍良为代表的经济枭雄则给印尼、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列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富足与繁荣。权贵与资本的共谋，成为国家神奇上的污点，东南亚几国也一度成为世界腐败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不管怎么样，林绍良一代的亚洲教父确实成为“南亚奇迹”的企业中坚。

    林绍良

    出生于福建的林绍良，祖辈以种田为生。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打响了，精明而谨慎的他，经过周密策划后，决定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这是项充满机会与危险的业务。

    当时，印尼军队领导人哈山·丁为了躲避荷兰军队的追击在林家藏匿了一年之久，于是，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而他正式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林绍良结识了苏哈托，而后者铁腕统治了印尼长达32年之久，这也为林绍良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战争时期的军火、药品生意为林绍良获得了最初的财富积累。而印尼独立之后，通过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与苏哈托患难交情，林绍良便迅速拓展了自己的事业。

    由于印尼首殖民经济影响，粮食不能自给，每年政府都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林绍良通过公关攻势，建立苏哈托在印尼国内自行加工面粉，苏哈托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全国生产面粉2/3的专利权交给了他，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当时林绍良为此专设的波戈沙里公司的创业资本是10万美元，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而总统苏哈托则亲自参加了面粉工厂落成典礼。经过十年的经营，该波戈沙里生产的面粉垄断了印尼市场80%的销售。林绍良也由此成为了“面粉大王”。与此同时，通过与苏哈托的特殊关系，林绍良也获得了政府授予的丁香进口专利，也顺利地成为印尼首屈一指的“丁香大王”。

    1957年，林绍良在泰国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的林氏集团如虎添翼。而1975年，林绍良开始涉足水泥生产，拥有着雄厚的资金与资源，经过几年的经营后，林绍良的“印度尼西亚洋灰公司”很快成为了印尼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并且占据着全印尼60%的总产量。

    正是由于在苏哈托政府的偏爱下，林绍良缔造了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庞大的集团企业、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与印尼政府的密切关系，林绍良也一跃成为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被誉为“亚洲的克洛非勒”。

    为了投桃报李，林绍良也让苏哈托本人及其家属参与自己的企业。正如苏哈托给予林绍良亿万财富一样，他的突然下野也让林绍良遭遇到了财富历程中最大的一次缩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饱受冲击，激化的国内情绪将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1998年，政治强人苏哈托被迫下野，林绍良集团的主要企业都由盈转亏，其中“印度尼西亚食品公司”外债高达1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水泥公司”外债高达8亿美元。面对着印尼国内的动荡不安，林绍良不得不开始将许多资金调离印尼，而印尼当局也接管了三林集团的许多公司。

    陈永裁

    与林绍良的成功一样，菲律宾首富陈永裁的成功也烙印着深深的“政商”特点。

    1934年出于于福建晋江的他，4岁便跟随父母来到菲律宾谋生。9岁那年，父亲大病，他们一家回到家乡。而11岁年，家乡遭遇灾荒，陈永裁再次来到菲律宾，在一家烟厂当杂役。也正是由于烟厂杂役的学徒生涯，为他将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1954年，陈永裁决心创业，刚满20岁的他在亲友的帮助下创办了一家淀粉加工场。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他的首次创业最终失败。

    1965年，陈永裁在马尼拉创立了如今鼎鼎有名的“福川烟厂”，只不过，这次他是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正是依靠与政府合办的“福川烟厂”，陈永裁开始了他的发达史。如今，福川烟厂已发展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香烟制造公司，并占据菲律宾七成以上的香烟市场份额，在欧美、日本和中东的香烟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陈永栽本人因此成为赫赫有名的“烟草大王”。从此，陈永裁的事业迎来了全面崛起，他迅速地将他的业务范围扩展到了银行、酿酒、航空、酒店等诸多行业。

菲律宾的政坛总是令人眼花缭乱，而腐败则成为菲律宾政府的一个典型标签。在菲律宾要获得更多的经济特权，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你只有与当权者结交。这也注定了，这位菲律宾首富与政治纠缠不清的灰色身份。

    陈永裁与已故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关系密切，也为马科斯提供过许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陈永裁为马科斯提供资金支持，为他的公司打掩护，而另一方面，马科斯则为陈永裁的企业扩张提供了众多的政策支持，甚至是总统的直接干预。因此，在马科斯随后的阿基诺和拉莫斯总统当政期间，陈永裁都一直刻意地保持着低调。但这依旧未能使他逃过众多风波，陈永裁也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逃税诉讼案中。

    为了获得政治的庇护，陈永裁成为前总统阿斯特拉达1998年竞选总统时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招来了舆论批评，称埃斯特拉达关注少数商人朋友或“朋党”。在埃斯特拉达因受贿事件导致国民愤怒，而总统地位不保之际，陈永裁开始疏远埃斯特拉达，并且积极响应关于埃斯特拉达辞职的呼吁。

    阿斯特拉达下野，阿罗约执政，陈永裁不得不改旗易志，又开始尽力结交这位新的总统。在阿罗约公开承认菲律宾正处于财政危机之时，菲众议院议长德贝内西亚发出的倡议，要求菲全国5000个最富家庭各捐100万比索(约2万美元)，成立一个50亿比索的“爱国基金”，帮助国家渡过困难时期的倡议，陈永裁当即表示他捐献200万比索。政治献金，陈永裁一向慷慨，毕竟有着几十年政商两界的生涯经验，他比谁都熟悉菲律宾特有的政治环境。

    毁誉重重

    晚年的苏哈托显然是孤独的，与他一样，林绍良等一批亚洲教父也是饱受争议与谴责，但对于他们不是玩弄国家神器政治家，他们获得的资本并不会像权利一样转瞬而逝。

    资本可以并不像权利那样保守，甚至可以跨越国度，疯狂的蔓延与复制。这也注定了，与苏哈托、马哈蒂尔不同，林绍良、陈永裁等亚洲教父未来可能是别样的命运。

    当苏哈托等遭遇到一些列的法律起诉，甚至一度被监禁的时候，亚洲教父依旧活跃在了各个项目工程的仪式之上。在国内政治格局日益紧张，对于他们声讨的呼吁越发强大的时候，教父们也早以将资产转移国外了。拥有了庞大的资金后盾，投资海外已经成为他们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的重要方式。

    尽管，金融风暴使得许多亚洲教父都财富缩水，但他们依旧势力强大，人们依旧如同神祗一般仰视着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教父们，他们才有了曾经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复苏。但随着各国的政治日益开明，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并且日益高涨。

    质疑声首先来自西方的财经记者乔•斯塔威尔，作为亚洲教父神话的首席破坏者，斯塔威尔强调说：“在1997年亚洲危机前该地区高速增长以及此后经济复苏，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这些教父级人物，很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当亚洲教父们都富甲一方的时候，他们背后的更多人们却是在贫穷与饥饿中度过的。

    就在质疑声中，亚洲教父们的光环开始退却。通过灰色的甚至不法手段获得暴利很显然是悬在教父们头上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风云变幻的政治场，创业原罪都将有可能断送他们的远大前程。

依靠政治博弈获得经济利益，是一次危险的赌博。但对于政治、经济秩序都太过于脆弱的东南亚来说，社会需要的或许是稳定，而不是太过狭义的报复心态。所幸的是，亚洲正在告别一个灰色的教父时代，在一个更为透明的商业时代下，亚洲奇迹或许又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