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成文于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重获企业精神》，大张旗鼓地指出：真正的经济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经济，而是企业家的经济。这个世界是企业家的世界。《重获企业精神》通篇不断强调财富的真正来源其实是企业家的观念流和精神景象，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
对当下时常陷入迷思和困境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此书无疑起到了适到好处的提醒作用。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家吸收精神食粮的渠道多种多样，但遗憾的是，大多停留在对于“术”的现学现用上，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修养心中的“道”。如何去塑造、凝聚企业精神？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学习政治人物的智慧和手段
政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因此，政治人物所凝炼的智慧、品格和手段，成为众多企业家学习和模仿的重要源泉。
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相遇”，正是马云在事业面临重大困境时。1995年，马云从事电子商务四处碰壁，甚至被别人骂做疯子，他感到非常郁闷和无望。有次去国外，无聊时跟着朋友去了一次教堂。教堂牧师讲到了二战时期，英国在气势汹汹的德国纳粹军攻击之危如覆卵。在没日没夜的轰炸声中，丘吉尔却在广播之中对全国人民咆哮道：“Nevernevernevergiveup！”马云顿时觉得如醍醐灌顶、愁容尽失。丘吉尔“永不放弃”这句名言，让马云在灵魂的电表出现红字时，能够及时地转危为安。
而40年前，怀着不灭的理想，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里战斗的切·格瓦拉，也是被众多中国企业家推崇的偶像之一。“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痛苦征服了所有人。”孙大午一直牢牢记住了格瓦拉的这一句话。孙大午认为格瓦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不遭受痛苦的情况下，却放弃了高官厚禄和优裕的生活，为了理想和信念又走进了苍茫的丛林之中。
2007年11月1日，对于孙大午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4年缓刑期满的日子。4年时间过去了，孙大午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但“富人为穷人而活着才是有价值的”这条信念却从未改变。孙大午一直在宣扬他的“社会共和”思想，同时在努力把自己的“大午城”办成一个和谐的大社区。孙正午说：“我们今天纪念格瓦拉，就是纪念他对理想的坚守和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永不屈服。”
而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受膜拜的政治人物，莫过于毛泽东。众多知名企业家都是“学毛著标兵”。
身陷大狱的牟其中是其中最为狂热的一个。炸珠峰、放卫星、开发西伯利亚等宏伟计划，颇有毛泽东似的开天辟地的气概。牟其中后来甚至产生了幻觉，梳起了毛式大背头，并且故意去长江游泳，学毛泽东一样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
在陈天桥办公室的书架上，非常醒目地摆着一套《毛泽东选集》。陈天桥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而唐骏曾经包了一个专列，把盛大的员工浩浩荡荡带上了井岗山。
给陈天桥“下过绊子”的史玉柱，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痴迷。在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掀起了“人民战争”的狂澜。
而毛泽东最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成为吴炳新、宗庆后、任正非开辟市场时屡试不爽的法宝。
对商业偶像的亦步亦趋
中国缺乏深厚、绵长的商业传统和氛围，虽然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但对于没有经验可循的中国企业而言，30年时间里更多的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那些成功企业和商业英雄，无疑是最好的参照和借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富得可以把美国买下好几次，这对当时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触动。而日本的经济神话，是由松下、索尼、本田等诸多企业联手造就的。于是，那个叫松下幸之助的日本老头，成为初兴的中国企业界追捧的最大偶像，把他尊称为“经营之神”。张瑞敏说：“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在企业质量管理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
当时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国营企业，但国企效率低下、持续亏损的弊病日益显现，此时，美国商界的“扭亏之神”李·艾柯卡成为最好的学习对象。福特和克莱斯勒都是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因为各种问题一直积重难返，但艾柯卡却力挽狂澜，分别拯救了这两家濒临绝境的汽车公司。
正当中国企业蹒跚学步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率先进入新经济时代。其中，安迪·格鲁夫是这个重大变革的推动人之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已经成为上世纪90年代正在夹缝中寻求生机的中国企业家们的座右铭。
也正是新经济的兴起，让大学尚未毕业的比尔·盖茨亲身演绎了一个如何一夜暴富的神话，这对以日积月累、勤劳致富为传统的中国企业家们无疑是一次具颠覆性的震动。当长一辈还在犹豫狐疑之际，以王志东、张朝阳、丁磊等为代表的年轻人，纷纷以比尔·盖茨为偶像，一起开创了知识经济时代。
在完成原始阶断的财富积累后，中国企业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冲动期，此时，倡导多元化的杰克·韦尔奇成为大家争相参考的对象。柳传志、张瑞敏、段永基、李东生等大批中国企业家，纷纷走上了多元化扩张的道路。
逞一时之雄并不为奇，如何做到长盛不衰却是一个大难题。在这一点上，华人商界领袖李嘉诚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榜样。李嘉诚提倡的“商者无域”，被黄光裕直接拷贝和灌输到自己的企业管理中。做李嘉诚第二，成为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梦想。
宗教是灵魂最佳安顿之地
同样是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也步日本等国的后尘，走上了迅速崛起的道路。但是，因为巨额财富来得太快，如何安抚那颗躁动的心，成为新的难题。
其中，宗教和信仰成为灵魂最理想的安顿场所之一。历数欧美那些最成功的商人，其中大多数是有信仰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是清教浸礼会教徒，IBM创始人老沃森是新教徒，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是卫理公会信徒，GE的杰克·韦尔奇是基督徒，DELL的董事长戴尔是犹太教徒，CEO罗林斯是摩门教徒……
宗教所提倡的和平、平等、博爱等思想，不但成为迅速富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安慰自身的最好工具，也促使他们为弥补社会日益激烈的矛盾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先是对“小我”（我自己）的慰藉。陈峰常常穿着道服在办公室里工作，读书、打坐、记录心得是他每晚的必修课；刘长乐每年都要到五台山礼佛，因为觉得佛能让他安静和理性；史玉柱本人虽不是佛教徒，但书架上摆着许多佛像。他说：“做企业风险太大，对未来没有办法把握，所以对佛应该尊重。”
接着是对“大我”（和我有关系的人）的关注。陈峰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用于员工“三为一德”的培训，把南怀瑾所撰《论语别裁》作为公司全体员工的学习资料；2002年，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遭遇严重交通事故，一直昏迷不醒，于是刘长乐带着凤凰卫视高层赶往五台山为其祈福，8天后刘海若苏醒。刘长乐觉得，“这里面离不开医护人员和她的努力，但我相信冥冥中有佛力加持……”
再到对“超我”（和我无关的人）的博爱。中芯国际CEO张汝京感触：“我遇到过无数困难，很多次我都肯求上帝来救救我，最后奇迹出现了，我感谢上帝的祝福。”为此，自1996年以来，他在国内捐建了近20所希望小学；真维斯董事长杨勋，从来不为自己的企业做广告，而是把钱用来捐助慈善事业。杨勋认为，在回报社会的同时，也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效果，对真维斯这个品牌效应产生了很好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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