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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学知人善任

2016/6/13 11:10:00     点击率 []   【    我来说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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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云: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虽然三国多俊才,但各有所专,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超凡脱俗,既有其长,必有其短。谋臣长于策划,短于武功;武将驰骋疆场,但难以洞悉全局;如姜维,邓艾之类文武双全之才是少之又少,且其人也只是帅才,论武功较量,难敌许褚、吕布之流。身为领导者的任务就是熟悉手下人才的长短之处,尽量用其长而避其短。汉高祖刘邦就曾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饋,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说明了领导者未必是全才,但是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才干就是知人善用,将自己手下的人才依其所长之处,分配工作,以期提高效率。在三国之中,不乏用人得当的例子,也多用人不当的反例,试举例如下: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堪称慧眼,但是在二出祁山时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任用马谡为主将镇守街亭。马谡以为自己熟读兵书,不听王平的劝告在要道扎寨,却命全军在山上下寨,被魏军切断水源,全军覆没,致使街亭要道失陷,而阳平关危,致使孔明一出祈山不果,粮道既断,不得不退兵。是故军国之争,用人乃生死大事,一将之差而满盘皆输。

    史家评论多称马谡言过其实,实乃庸才,其实不然。平南蛮,马谡进言以攻心为上;魏国任用司马懿统领雍凉人马,马谡献反间计令司马懿兵权被夺。这些都证明了马谡在谋划上的才干,可见马谡不失为一个好谋士。但作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其急功近利,过于依赖书本,不能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以致大意失街亭。

    另外一个例子便是刘备示意诸葛亮以关羽镇守荆州,此乃用人之大过。诸葛亮未出隆中之前便给刘备定下了东结孙权,北伐曹魏的政策。东吴于蜀汉的重要性尽述于诸葛亮的《绝盟好议》中:“若就其(东吴)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曹魏)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是以荆襄之地为益州羽翼,又毗邻东吴,乃是非之地,军家必争,因此守荆州的将领不仅需要文功武略,更需要外交才能以结好邻邦。

由此可见,能够知人善用,能够转劣势为优势,以弱胜强;用人不当,所用非人,则强不可恃,坚不可守。这个用人的要领运用到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就是要因人设事,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分配其相应的工作;而不能让跳脱飞扬的人去做文事工作,让因循守旧的人去开拓市场。当今在用人方面经常容易走入的误区是:把一些业务上、学术上有优秀成果的人提升为行政管理主管。繁忙的行政工作可能会限制这些人在学术业务上的发挥,而学术业务上的优异表现不一定保证其有管理的经验和才干;结果不仅妨碍了其个人的进步成长,也不利于集体事业发展。对于用人者,知人善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知人善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知人。虽然,诸葛亮在个别用人的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但总体上来说他所任用的蜀汉官员都能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因此他在知人用人方面的精辟论述绝对值得用人者学习。诸葛亮认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故意用各种是是非非的问题来考察其是否有坚定的志向和主见,属于操守);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用各种辩论来考察其随机应变的能力,属于才干);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要求其出谋划策以考察其见识,属于才干);四曰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如实告知甚至夸大事情的严重性,看其是否能临危不惧,属于操守);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将其带到纸醉金迷的场所来观察其品性,属于操守);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使其处于能获利的地位来考察其是否能廉洁奉公,属于操守);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让其做一些小事,看其是否能言行如一,属于操守)。”这种种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考察,足以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及才能,他的优点及缺点;从而使用人者心中有数:这样的人是能用或不能用,用他又如何使他扬长避短,在合适的工作岗位进行考察。

    关羽单刀赴会,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则威矣,但他拒婚辱使,尊己而傲物,不以联合东吴为重,既激怒了孙权;又收书轻敌,尽拔荆州守军北向,虚席以待南面虎视之邻邦;令东吴有可乘之机,吕子明白衣渡江,袭夜夺取了荆州;更导致其日后败走麦城,失擒被斩。荆州一失,关羽一亡,更致使刘备尽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结果在彝林遭东吴火攻,自此动摇了蜀汉的根本。此诚刘备、诸葛亮错用关羽镇守荆州之误也。

    在知人善用方面,曹操深明其道。《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记载,曹操征张鲁前,给合淝护军薛悌一封密函,上书“贼来乃发”。不久孙权率十万众来围合淝。此时张辽、李典和乐进三人共守合淝,众人拆开密函一看,曹操在信中对合淝的防御和进攻作出了周密的部署: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进守城。这三位将军“素皆不睦”,然而张辽在曹操的指示下表示坚决出战,以攻为守,此举感动了另外二人,决定放弃个人私怨,愿意听从张辽的指挥,共同抗敌。乐进生性怯懦,过于谨慎,正好适合守城。结果合肥一战,张辽与李典在逍遥津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军十万,创下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这不能不归功曹操知人甚深,他不仅了解张、李、乐三人平日的隔阂,更对三人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以及性格修养都了如指掌。因此这封密函不仅调解了三将的关系,又通过适当的分工,使三将的优劣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三将在防御作战中的整体优势。正如裴松之在注里引用孙盛的解释:“夫兵,诡道也。至于合淝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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