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维藩，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电视《乔家大院》中潘为严的原型)，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两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这个靠山以后能给票号带来源源不断的好处，总号查处阎维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一直想在票号业大展拳脚，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票号掌柜必须有眼光，有谋略，办事沉稳而不拘谨，眼光独到却不冒失。乔致庸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才，当得知阎有意离开蔚长厚票号时，心情非狂喜二字不能形容。

　　乔致庸关注阎维潘不是一天两天了，阎是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年轻有为，这几年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被阎经营得风生水起，不但无一例呆账坏账，给恩寿垫支银两作活动经费更是眼光独到，收益多多。如果阎能为自己所用，乔家必能在票号业大展拳脚，甚至能实现自己“汇通天下”的宏愿。所以，无论如何要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把阎抢到手！但乔致庸自己由于“太平军事件”被朝廷圈禁山西，不能亲自出省相迎，很容易被人抢了先。于是乔致庸派儿子乔景俨提前一星期就在阎回乡必经之路子洪口迎候，并设计保证阎第一时间见到的山西财东是乔家而不是别家。

　　乔是个爱才的人，对阎的迎接可谓盛况：十六人台大轿，鼓乐开道，锦帽貂裘……而比阎年长的乔景俨骑马驱驰左右，乔致庸也早已在家门口等候，迎入屋内，更是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不似癫狂之人；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应该是个机会和分寸拿捏得恰当的人；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业务水平堪称一流。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尤其知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有“汇通天下”之心时，更是欣喜不已。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阎维藩见乔东家礼贤下士，且用心良苦，颇有知遇之感。

　　情节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拐了个弯。一个月后，阎维藩拜见乔致庸，要辞去大掌柜职务。阎维藩的理由是：乔东家虽然想用他阎维藩这个人，却不一定真正舍得将乔家票号交由他全权经营，也就是说，乔东家很难只扮演东家的角色，除了四年一个账期，按股份分银子，其余一概不问!如果不能得到足够权限，在外经营不能独断，自己就做不好这个掌柜，就一定不能做这个大掌柜。

　　阎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乔致庸要的“汇通天下”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银子，而更多的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更多承载了乔致庸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极富才干和理想的东家极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干涉和制肘。乔致庸十分肯定地表示：大德恒票号业务由阎全权负责。因为阎掌柜是票号业奇才，票号交给阎没什么不放心的，如果自己打理票号，不但分身无术，也是班门弄斧，不是给阎掌柜帮忙而是添乱，还不如阎掌柜全权负责的好。从此，雄才大略、善于经营的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可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英才。

　　在选人这点上，晋商的其他财东们和乔致庸并无二致，他们认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晋商求贤若渴，也慎之又慎，尤其是在经理的选择上更是不计累繁，或是由介绍人引荐，或是由自己注意查访，经过反复考察、比较、筛选以后，才会确定人选。在正式聘用之前，财东与被聘的经理还要面谈一次，以便当面做最后考察，被聘者也借此机会考察一下财东，看他对自己是否有信心、有决心，在经营思想和方略上是否相一致。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以后，双方便正式合作。一旦具礼相聘后，财东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之道，给予掌柜充分信任，在企业正式运作以后，财东便采取超然的态度，由掌柜全权经营。

　　我们不妨再看另一个生动的故事。

　　太谷曹家在沈阳开设富生峻钱庄时，曹财东慎重挑选了位掌柜，并交给他七万两白银做本钱，委派其赴沈阳上任。没有想到，这位掌柜在沈阳经营几年，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东家的七万两本钱也赔了进去。曹财东听了掌柜的全面汇报，又实际了解并分析了赔钱的主客观原因，认为掌柜并非不尽职守，实在是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导致亏损，不但没有生气和责怪掌柜，反而问他：“还敢不敢继续干？”于是，曹财东又给他拨付了第二笔资金，得到东家的鼓励，这位掌柜携资再赴沈阳。

　　不料几年过后，他又给赔了个精光，掌柜感到十分惭愧，一再向东家表示歉意，决定引咎辞职，可曹财东听了他第二次赔钱报告后，做出了令他感到震惊的举动，竟然又拿出第三笔钱并鼓励他不要灰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相信他一定能够经营好富生峻钱庄。掌柜见曹财东对自己如此信任，感激涕零，决心一定要干好干成，报答东家的知遇之恩，否则，再无言见晋东父老。

　　回到东北后，这位掌柜重振旗鼓，整顿人事，在总结前两次赔本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了经营方法，很快就见到了明显效果。没几年富生峻不仅赢回了前两次赔的钱而且获得了巨额盈利，掌柜感念曹财东的恩德，不敢居功自傲，裹足不前，仍然时时留心商机，一心扩大富生峻规模。

　　有一年秋天掌柜回省探亲，一路看到长势喜人的红高粱、不禁随手折取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遂打消回省念头，折返沈阳，大批购进高粱。其他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届至秋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富生峻顿获巨利。掌柜借此机会，又根据东北盛产高梁的优势，为东家在四平街开办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生成、富生义四家酿酒店，富生峻钱庄在沈阳成了首屈一指的大户，为曹家赚了大量的白银。

　　时移世易，英雄末路唱大风，由于种种原因，山西商人最终难逃没落的宿命。“晋商”虽离我们远去，然而，历史与现实有时不过是一纸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