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宏观视野？哪些宏观因素是企业运营的指导，哪些则是大而无当的听闻？油价、汇率、利率、税率，这些影响全球经济的宏观因素，对中国企业家有哪些影响？
　　《中国企业家》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WTO效应没有真正显现，加之任何国际宏观因素都需要被国内政策过滤和屏蔽，一些中国企业家感觉到世界依然很遥远，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企业家关注可能引发长远影响的国际宏观因素，显然是有些超前了。
　　但更遥远的还是心灵的距离，由于三至五年的保护期，使一些企业家几乎忘记了WTO，忘记了最惨烈的国际竞争迟早要来，于是便不愿体验这种“超前”。
　　其实，在中国进入WTO之后，就已经没有内向型企业和外向型企业之分，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有成长为国际企业的条件和可能，而国际政治经济的任何变化，对中国企业也都意味着机会或风险。对企业家来说，多一些宏观视野，就多一分商机。
　　南太平洋上的一场热带风暴完全可以归罪于纽约的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所以，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对伊战争仅仅是国际新闻吗？油价要上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他要为布什买单，而一个月后，如果战争爆发，你却坐在电视机前，只把那隆隆的炮声当爆竹听，那就危险了。
　　12年前，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国内一家新锐报纸就向中国企业家们疾呼：“海湾离中国并不遥远！”12年后，如果还需要疾呼，那真是一件可悲的事。
　　亚布力与达沃斯话题的差距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办者的梦想是把它打造成中国的“达沃斯论坛”，两者也的确有众多相似之处：银妆素裹的度假胜地里群贤毕至，与会的政界商界精英们在会场里唇枪舌剑一番之后，又会踏着雪板在滑雪场上擦肩而过，相视一笑。
　　但它们更有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话题。
　　在2月中旬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重复最多的词语仍旧是生存能力、职业化管理、企业家失误等等，传播最广的则是段永基痛说失败家史和柳传志的中肯评点，而在此之前20多天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会的1300多位知名企业家讨论的不仅有世界经济前景、公司面临的挑战，更有国际安全、地缘政治，而当前世界两大热点伊拉克和朝鲜自然成为会议最热门的话题。
　　参加了今年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达沃斯论坛亚洲区总裁帕梅拉·马对亚布力论坛的深刻印象是：与会者们似乎只关心一件事，即如何使他们的企业成长。她认为，亚布力论坛和达沃斯论坛有以下不同点：（1）讨论的题目不同。达沃斯论坛是全球性的，而亚布力论坛是区域性的。因为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性的，因此论坛讨论很多政治问题、国际关系以及社会问题，甚至还有艺术。它更像一所CEO大学，可以使他们了解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动向和知识。（2）参加者不同。总的来说，亚布力论坛的参加者大部分是企业家和商界人士，主要是金融和IT领域，还有一些媒体，而达沃斯论坛吸引的是各个行业的CEO（不仅仅是企业家）、政府领导人、国际组织和专家。举例来说，2000年的达沃斯论坛，65%的参加者来自企业，20%来自政府和国际组织，另外还有15%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社区人员。（3）参会者的关注点不同。亚布力论坛的参会者似乎只关心一件事：如何使他们的企业成长。在达沃斯，参会者对可能影响他们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兴趣，比如地理、社会运动、消费趋势，等等。
　　在2003年1月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除了商业领袖和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重大经济话题外，CEO们最关注的地域政治方面的主题是伊拉克和朝鲜问题，他们试图了解，冲突如何能和平地解决？全球冲突和潜在的战争将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商业活动？
　　而在亚布力的论坛上，我们只能偶尔听到这样的声音。
　　什么样的宏观因素可以漠视？
　　在本次亚布力年会召开之前，传出了全球最重要的四个经济体—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央行行长几乎同时换班的消息。《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就此问题在会场上做了一个随机调查，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表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有些企业家甚至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似乎是说，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影响？

　　当然，并不是企业家们对所有国际宏观因素都不感兴趣，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的企业家都一致表示：他们非常关注目前的海湾局势。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关心的是创维电视的中东市场。打，将给创维的市场开拓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在中国进出口已经占世界贸易量相当比重的今天，这种担忧恐怕也代表了大多数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家的心声。
　　当记者问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是否关心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时，他非常肯定：“当然关心了！”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石油的衍生产品。而且，我认为，目前石油价格的上涨跟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伊拉克石油限产已经很多年了。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委内瑞拉的罢工引起的。”显然，他对国际时事的关注已经到了非常专业的程度。
　　泰康人寿保险董事长陈东升在谈到2003年的经营环境时也认为，国际局势的动荡给经营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是他当前考虑的主要问题。“你说，这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他不断提出这个问题。
　　至少在战争这个宏观视角上，国际与国内企业家是同步的。
　　另一个引起中国企业家关注的话题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显而易见：与其它宏观因素相比，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设想一下，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利润很可能因为汇率的波动而随风飘散。
　　在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上，企业家们的观点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提醒政府，千万不要上当，或者屈从于某种压力。他们最喜欢以日本为例来说明不合适的升值的严重后果：70年代，日元从580日元兑1美元，升到80日元兑1美元，满足了国力提升的虚荣心，却导致此后长达10年的衰退，直到现在日本还没有走出来
　　这些回答不难看出中国企业家们心中的“宏观尺度”：对企业运营有直接利害的宏观因素相当关注，再大一些的问题可能就是大而无当的宏观了。
　　漠视的理由
　　汪力成这样解释自己不关心国际四大央行行长换班的理由：“国外中央行长换班，更多的是对该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对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影响恐怕会比较有限。”
　　而那些非常关注人民币的走势企业家们，在被问及有没有为防范汇率风险采取一些措施时，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没有。黄宏生的解释是：为什么要（防备）呢？在他看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人民币不贬值的态度给了企业足够的信心：如果政府已经对稳定汇率有过承诺，企业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成本建立另一套措施呢？
　　这其实就是中国企业家漠视国际宏观因素的客观理由：尽管进入了WTO，但中国经济还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资本的一体化在中国远未形成，除了外向型企业外，中国企业所受的最大影响依然是国内的宏观政策。任何国际宏观因素都会被国内政策过滤和屏蔽，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企业家关注可能引发长远影响的国际宏观因素，显然是有些超前了。
　　在本次年会上，一些企业家表示，最关心的是国内税率的变化。汪力成说，在他看来，目前过高的企业所得税应当尽快调整。而新一届政府的上台，应该为这种变化创造一个契机。
　　高税率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先天地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这种税收制度完全是中国计划经济的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扭曲。任何一个国家，外资企业争取的实际上是国民待遇，而在中国，外资企业所获得的，实际上是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是17%，而内资企业是33%。虽然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各种非正规的方式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比如财政返还。但企业家们还是希望将政府的恩赐变成正规化的制度。
　　而另一个宏观因素—汇率，则在短期内还不会进入企业家的视线，一些人表示没想过，或者表示无能为力。汪立成坦言，关于汇率风险，想是想过，但到现在他还没有想明白，如果明天人民币就可以自由兑换，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此，他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或许，这并非完全是企业的责任。深圳商业银行行长王骥认为，中国的货币市场上没有足够的规避风险工具，也是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企业即使有心为之，也无力为之。
　　如果有一天，政府不再承担稳定汇率的义务，企业该怎么办？黄宏生的回答是，政府的决定，我们作为企业，不接受也得接受。
　　不应该体验“超前”吗？
　　对国际宏观因素的漠视当然是由距离产生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像丰田、和记黄埔那样以海外利润为主的企业，即使海尔、联想、TCL、春兰、这些已开拓了海外市场的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重也依然很小。但更大的距离来自企业家内心，三年或五年的保护期，使一些企业家几乎意识不到中国已经加入WTO，与跨国公司的惨烈竞争即将展开。即使已经开始涉足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多是具象上的含义，而非利润和现金流上的含义。
　　了解行业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对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应该说，已经做了80%的工作，另外20%的精力，必须关注国内宏观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8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吸引直接投资527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了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必须适应这种主配角身份的转换，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你，你有什么理由不理会别人。
　　其实，在中国进入WTO之后，就已经没有内向型企业和外向型企业之分，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有成长为国际企业的条件和可能，而国际政治经济的任何变化，对中国企业也都意味着机会或风险。无论用“世界工厂”这一称谓形容中国是否贴切，但起码说明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企业的融合，这个融合过程中有商机也有风险，对企业家来说，多一些宏观视野，就多一分商机。
　　有人曾给笔者讲了这么一则故事：2001年年底欧元发行，新的欧元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货币要大一些，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差别，当地的浙江商人却从中看到了机会：在欧元面世的当天，按照新版欧元的大小量身订做的数百万个钱包从温州运抵欧洲。
　　当然，这也并非了不起的商业创意，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商人的商业敏感度。无论是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的喀布尔，还是像非洲一些蛮荒之地，到处都有中国商人的身影，这些“蚂蚁雄兵”对来自异国他乡的消息的敏感和快速反应，应当给那些颇具实力的大企业家们这样一个启示：在WTO的背景下，提高对宏观因素的中长期预警意识，将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