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7，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业时空。

　　在这段历史的银幕上，我们选取并记录那些曾经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就像有待重新解读的密码，共同构成中国商人从混沌走向觉醒的精神地图。

　　年广久、牟其中，一“傻”一“痴”，都曾经轰动中国，都有过三次牢狱之灾。

　　如今小商贩的儿子在安徽的阳光下享受晚年的余福，银行家的儿子却在武汉的牢狱中妻离子散。

　　这两人为何有那么多的相似，又有那么多的不同？

　　不一样的童年

　　牟其中比年广久小四岁，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不同的东西。

　　年广久生于1937年，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之后，一场洪水又席卷了他的家乡，人们只能举家外逃。年家也是一路乞讨，辗转来到安徽的芜湖。年广久的父亲在当地没有根基，只好摆了一个水果摊。这个水果摊是全家人惟一的生活来源，全部的经济基础。

　　孩子们都是热爱糖果的。

　　不知幼小的年广久是否经常可以从父亲的水果摊得到一些糖果？

　　这样的好事大概不会频繁发生，除非在重大节日，或者因为小孩们做对了某一件事，赢得大人的欢心而觉得有必要特别奖励一下——毕竟这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啊，即便到了八十年代，糖果依然是多数孩子们整整一年才有可能盼望到一次的“奢侈品”。

　　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经营水果摊的小商贩，其社会地位无疑是卑微的。指靠这个小小的水果摊使一家人免于饿死的年父，每天所祈祷的可能只有两件事：不要再发生任何意外使他的小摊不能再摆下去；希望人们能更多光顾自己的水果摊！

　　在经济极不景气的年月要做到这两点显然困难重重。从年广久后来的商业行为，人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为了使水果摊产生最大效益，除了极度地节衣缩食，年父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最有效的，应该是年父在步履维艰的经营环境中，坚持了一些和谐人际关系、吸引新老顾客的经商技巧。他可能会在交易成功的时候，特意让给乡亲们一点能够感觉到的好处，以便他们下次还愿意来光顾自己的小摊。甚至他可能会限制自家小孩吃糖果的欲望，但是当别人家小孩路过时，他会送给他们一个半个，以致于那些小孩的家长觉得不从他那里买点什么会过意不去。

　　外来移民年广久的父亲被当地人戏称为“傻子”，而年广久也继承了父亲的绰号，被称为“小傻子”。在媒体的报道中——年广久是这样做生意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

　　就是这样，幼儿时期的年广久，不仅接受了“老傻子”独特的生意经，还被“老傻子”从小就培养成吃苦耐劳的“生意人”。“老傻子”的水果摊没有能力供养儿子去上学。

　　在芜湖的某个小街道，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7岁的小男孩，他四处搜寻地上的烟头。这个小男孩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把没有成本的烟头收集起来，换取现金积累个人财富。

　　小男孩的烟头生意持续时间并不长。

　　两年后，他被父亲送到一家店铺做学徒，十多岁的时候，年广久接过父亲的生意，成为水果摊老板。

　　对一个雇员来说，他不能不把给自己支付薪金的人当作真正的老板，而一个只会写自己姓名以及“同意”两个字的文盲，他只能相信父亲所坚信的事物——当年那个小小的水果摊尽管微不足道，但年广久从那里获得了足够的谋生的勇气和智慧。

　　当年广久的父亲以逃亡者的身份只求解决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时，牟其中的父亲却有更大的活动半径和生存空间。通常情况下，他的地位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据牟其中所说，他的父亲是四川省有名的商人、银行家，还做过商会会长。

　　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一度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多少大的不能再大的官，富得无法再富的人，就生活在距离万县咫尺之遥的山城里。牟的父亲久历名利场，能够维护自己在商界的地位，且在金融行业分得一杯羹，应该颇有些谋算的手段和智慧。


　　有这样的父亲，牟其中从小耳濡目染的，该是另一番人生景象，这是七岁就跑到大街上捡烟卖钱的年广久所无法想象的。

　　据说银行家经常如此教育儿子：“一品商，二品官”。

　　也就是说，他希望儿子将来最好去经商，赚钱第一；如果对商业不感兴趣，次优的选择就是去弄个官当一当。

　　如果不是后来高考落榜，牟其中很可能会走向仕途，这就违背了银行家的愿望。牟其中在企业家中获取教父级的地位，但被公认为“政治欲望”相当强烈，丧失了“教父”的光荣，最后还是违背了银行家的初衷。

七十年代，当安徽小商贩年广久在“微观领域”炒卖“傻子瓜子”为自己酝酿牢狱之灾时，牟其中这样的年轻人则是由于在“宏观领域”的思考为自己铺垫通往高墙的殉道之路。

　　在一个允许自由谋生的社会，“傻子”充其量只是对精明商人的误读——因为正是被称作“傻子”的人从乡亲们口袋里拿走自己期待的利润。

　　这可能是“老傻子”给儿子传授的最实用的人生智慧。

　　但在一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傻子”的行为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绝对不成熟”，他可能依然从“傻子”的智慧赚取利益，但同时却可能为了这些蝇头小利而赔掉一切——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而是和新政权“对着干”了！

　　年广久的大半生基本就是这样度过的。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依旧经营自己的水果摊，但是不久，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水果摊不能摆了，年广久改卖板栗。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从监狱里出来的年广久不知是否有过必要的反醒，也许他思考的结果是：

　　第一次被整，是水果错了？

　　第二次被关进去，是板栗错了？

　　因为获得自由之后，年广久似乎很听话，不卖板栗了，但是却卖起了瓜子！

　　或许这个著名的文盲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有错，根本就是“顶风做案”，和全社会对着干？

　　对此，年广久可能有不同意见，他会认为自己必须有一个维持生活的衣食之计。但当时的舆论就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小傻子”似乎铁了心，无论怎样被抓被整，他不再变来变去，而是一条道走到黑，坚持“地下工作”，卖自己的瓜子。

　　随着年广久的“傻子瓜子”越炒越大，终于和远在欧洲且早已做古的德国人马克思起了冲突，因为有学问的人帮他计算了一下，年广久的工人居然有了12个！

　　有关“安徽出了个资本家”的争论一再升级，以致总设计师不得不出来为“傻子”辩护。邓公的出面不只是救了年广久，也救了当时和年广久情况类似的很多私营企业主，年本人因此荣登“中国第一商贩”的宝座。

　　一心赚钱的“傻子”引发了政治难题，这是年广久“冒犯”世界的方式。牟其中最初没有听银行家的话，他冒犯世界的方式是想建议国家为想赚钱的人创造机会。他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

　　从后来的种种争论看，没有人会否认牟其中强烈的政治情结乃至“政治野心”，尽管牟其中搬出银行家父亲为自己辩解。牟其中早年的人生理想究竟是“一品商，二品官”还是“一品官，二品商”，估且存疑，但他早年遭遇的挫折确实和政治有关。

　　1971年，高考落榜后，已经有两年工龄的锅炉工人牟其中受到两件大事的启发：其一是林彪同志坠落大草原，其二是“美帝国主义”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两件特大事件对于单纯而热情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过于突然而令人措手不及。在这些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里，它们带来的震撼和刺激或许怎么描述都不过分。

　　起码在牟其中的意识中，自己的工作已经不能只是把锅炉烧好这么简单了。与多数人不同的是，牟其中不仅有热情，他还有积极的行动。

　　1971年，牟其中受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在万县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四年后，这个研究小组吸收了刚分来的8名青年大学生，升级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这个自发团体的活动可能非常活跃，不久之后，他们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文。作者们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

　　这篇文章的结论无疑是富有预见性的，牟其中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秋，包括牟其中在内马列主义研究会的全体成员因“反革命集团罪”被投入监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为此发文动员全省进行大批判，牟其中在这次“反革命事件”中付出的代价是：4年零4个月的牢狱生活。

据牟其中后来所说，在狱中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并因此与死神两次擦肩而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牟其中写了一篇反对华国锋主席的“反动文章”，和“另外一名首犯，被内定为死刑，其余的人分别被处以无期、20年、15年不等的徒刑。但牟其中福大命大，两度准备执行死刑，均因一偶然小小因素所推迟。”

　　对于“秘密文章”的真实性问题，原南德集团顾问的顾健先生在他的批判文章中表示怀疑。“我曾与牟其中的‘文革难友’刘忠智相处相知。刘忠智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真正作者，他说牟其中从来没有被判过死刑。我曾当面问过牟其中：《中国向何处去》是你写的吗？他承认他只是签名在前。我还问过他：你被判过死刑吗？牟其中对我承认：‘当时有人想判我死刑，但没判成。’可叹直到最近媒体还在重复他的假话：‘文革中被判死刑’。”，顾健在《牟其中，投机分子的终结》一文中如此写道。

　　如果顾健所说全部属实，要么牟其中其人历来就有信口开河、夸大其词的习惯，要么确实有“投机分子”的心态。

　　但是从牟其中早年的表现观察，此人的行为和自己的思想还是比较一致的。1979年底被平反后，据说牟其中当着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组表示，愿意“辞去公职，充当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利用当时城镇街道开办生产自救，安排知识青年和失业人员自救的政策。”

　　随后，牟其中真正踏上了经商之路。他借来300元钱，在万县工商管理局申请了营业执照。

　　1980年2月13日，“改革开放后第一家非国有股份制企业”的“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开始营业。牟其中最早的员工是几个知识青年和两个老太太。

　　1983年牟其中与人合办“万县市中德商店”，推行了“包换卡”(类似今天的“三包服务”)和“四代”(代购、代销、代组织、代托运)业务。据说这个商店营业后，第一年便盈利近8万元。

　　同年9月，牟其中再度入狱，被关了近一年时间，主要罪名和年广久一样：“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牟其中后来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中声称，此案的起因是“一些人不理解，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后来经“国务院办公厅又派工作组去四川调查，胡启立、姚依林、田纪云等同志批示”，牟其中才获释出狱。

　　同样都是进监狱，没有人怀疑年广久这样的人“顶风做案”纯粹是为了赚钱。

　　牟其中不一样，他和志向一致的研究会成员提出“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的主张。

　　出狱后，他践行了自己的主张，明确表示：“辞去公职，充当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他宣称“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非国有股份制企业” ，以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自居。

　　因而尽管后来的牟其中为“政治企业家”这顶帽子叫屈，但始终无法摆脱人们对其“野心”和“政治幻想”的评判。
两位“教父”的“实”与“虚”

　　1986年，年广久搞“有奖销售”使自己血本无归，这是“傻子”最后一次引起广泛注意的创新行为，三年后，因“贪污、挪用公款”的罪名走进监狱。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问题被逮捕，2000年9月1日正式开始人生中的第三次“炼狱”。这是牟其中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创新，一度是众多企业家学习对象的“帝国大厦”——南德集团随着主人的离去而崩溃。

　　1995，“傻子”年广久最后一次走出监狱，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意。此时，他一定听说过牟其中的大名。

　　这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一个自认是“公认的中国资本市场运作的第一人”。

　　两位领先者和监狱的缘分上却又惊人的相似，其状态却有天壤之别，年广久根本没有牟其中那么大的能量。

　　年广久的命运一直和他的“傻子瓜子”联系在一起，往往是“傻子瓜子”越兴旺，有可能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时候，年广久倒霉的日子便离近了，但年广久始终不愿放弃自己的瓜子事业，外界让他付出代价的理由一般总和“实”的事情有关。

　　年广久对媒体宣称， “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他认为自己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亿万富翁”了。但正是在1976年，“亿万富翁”被当作“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关了20天。

　　其实在1976年，比年广久有钱的人并不少。如果注意历史的细节，就会发现，1978—2007这个时间段其实不能完全包括年广久的故事，也不能涵盖更多人的致富之路。

　　去浙江考察时，笔者便了解到，1976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温州一带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以及它们的联合体，其中一湿水就破的冒牌皮鞋便是当地的主要产业。

　　试想，在中原腹地的年广久仅靠炒卖瓜子就能在1976年赚到100万，当年的个别温商生产和销售利润更加丰厚的劣质皮鞋，又会产生多少个百万元户？

　　年广久不是当时最富的人，也不是当时唯一像偏执狂一般对个人财富有热烈追求的人，但此人首先触动了制度的敏感地带，在执政者中间引起持久的论争，戴上了“中国第一商贩”这顶光彩夺目的桂冠。

　　就最初的遭遇来说，年广久既是“因福得祸”、也是“以祸得福”的典型。

　　当年广久等一大批人在七十年代中期因实实在在的富裕而遭到压力时，牟其中正在蹲大狱，他在为“中国往何处去？”这个看上去很“虚”的理论问题付出代价。

　　年广久经历多次沉浮之后，终于在晚年构筑起自己的“傻子”集团，不幸的是，这个仅仅存在了一个月的实体就一分为三，年氏父子三人后来更为“傻子”瓜子的品牌所有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年广久解决问题的方式既“实在”也有趣，他宣布自己退隐江湖，“一分钱”将商标转让给大儿子。他的小儿媳马上指出公公说了假话，他实际上收了两个儿子100万元。更妙的是年广久在“傻子瓜子”的商标风波中宣布要洗手不干了，当媒体求证时，却又愤怒地推翻了自己的话。

　　可惜这位著名的“傻子”就连说假话也说得如此实在，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想“忽悠”一次世界，可玩得一厢情愿，漏洞百出，徒增笑料。

　　年广久一生中实实在在做买卖，实实在在走霉运，到了衰暮之间遭到的最后打击是实实在在的——大儿子离奇身亡，其快乐也是实实在在，天天哄几岁的小儿子玩。

　　但他精神世界里最后的期待和安慰来自那些比较偶然和虚无的荣耀感。据说年广久的名片背面印着邓小平的讲话，年广久认为邓公的话是对全国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傻子讲的，而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一是傻子有很多辫子，有99条辫子，但是不容易抓，一抓就溜了；二是傻子打不死，我是打不死的傻子。”

　　当我们重新温习年广久这个特殊时期的风云人物时，不能不想起四十年代，那个在街头捡烟头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只是想帮助父亲赚钱养家，数十年后，正是邓小平理解并且尊重了他的这个终其一生不曾懈怠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现出像年广久这样千千万万个“一根筋”一般一心发家致富的所谓“傻子”，而少数“傻子”们又能坚持到今天的原因。

　　“我这个‘中国第一商贩’的称号，谁也推翻不了！”年广久曾经对前来寻访的媒体说，但是毫无疑问，“第一商贩”的时代已经化为如烟往事。

　　和年广久截然不同，牟其中这位超级“教父”最不甘心的是，他这个“上骗中央，下骗人民”的“超级骗子”的罪名似乎已经被坐实了。

　　可有什么办法呢？

　　牟其中做过的大事中除了“罐头换飞机”这件轰动全国的壮举没有人能够否认，其他的事业，看上去都是那么“虚”，从而给人留下无尽的把柄。

　　他第一次坐牢，是因为理论问题，中国人最不愿意在这种“务虚”事情上栽跟头。

　　他第二次坐牢，是因为“买空卖空”，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忽悠”。

　　第三次坐牢，是因为“信用证诈骗”！更妙的是，用来给他定罪的证据竟也有搞笑的色彩，用来支持“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的证据彼此予盾。

　　他又有那么多理论，诸如 “1度理论”、“第四产业论”、“平稳分蘖论”、“中美俄经济大三角论”、“人才资本论”等等，真是层出不穷、一言难尽。当他春风得意时，这些理论给他增添光彩，吸引众多的崇拜者，当他失意时，这些“虚”的东西给他带来的只是麻烦。

　　牟其中宣称：“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他的许多狂想和豪迈的计划看上去也是那么“虚”，在当时及事后一直遭人非议。

　　史无前例的飞机交易使牟其中的声望如日中天。此后，在牟其中的运作下，南德集团与俄罗斯合作进行人造卫星项目，同时还筹划着要把满洲里建成“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 要购买前苏联航母、研究高速芯片，更富争议的是牟其中还提出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缺口，改造青藏高原的气候，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进黄河，解决中原地区缺水问题，此外，他还提出“765工程”理论，希望在国有企业大规模进行股份制改造中有所作为。

　　这就是当年“到中流击水”的牟其中，在把一个个石破天惊的宏大项目抛给世界时，同时宣称自己资产已经高达2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富”。

　　在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这个“中流击水”的人掀起的不只是涛天巨浪，同时也是惊涛骇浪。

　　即便是身陷囹圄，牟其中的复出计划仍是给人留下“不着实际”的印象。

　　被牟其中称为适用于南德的“最宏大也最科学的发展计划”包括了“对称计划”、“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这几乎是 一连串未竟的狂想曲。

《对称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发射88颗低轨道卫星，无数平流层飞行器和地面服务站组成的、涵盖全球南北85度以内任何一个点的无线网络。”

　　“开发西伯利亚”的要点是，是在满洲里俄方一侧，建立一个南德重化工工业城市，这个计划中的工业城市将由于面对13亿人的巨大需求而持续兴旺。对于这个庞大构想，牟其中坚信俄罗斯老朋友会积极合作，因为“西伯利亚无人烟，有资源”，俄罗斯国家还可以得到包括资源税在内的种种好处。

　　尽管这些项目听上去太过于庞大，但牟其中坚信南德集团的再生能力，“从南德目前拥有的国内外的巨大无形资产来看，从南德已经掌握的智慧经济的操作方法来看，从南德过去处理过类似问题的经历来看，我有把握在两年时间内，解决南德的流动资金问题，连本带息偿还国内全部债务。”

　　就是这样，一路上地虚下来，当牟其中第三次走进监狱，那本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满天飞的时候， “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百名优秀企业家”、“中国知名企业家”、 “中国最富有的人”、“杰出民营企业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范”、“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强大力量”……诸如此类的荣誉和光环也似乎已空空荡荡。

　　再加上经过媒体四处传扬的他那些向领袖靠拢的个人形象，牟其中这个人彻底虚幻了。

　　他的办公室被称作“办公厅”，据说在会场演说时，牟其中的风格也跟“革命领袖搞政治运动是一样的口气”，其演讲的题目也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比如：《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等等。

　　1983年10月被关押在万县地区收容所期间，1992年12月23日在由厦门驶往上海的海轮上，牟其中先后两次写了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和信念。

　　最妙的是，晚年的牟其中不仅留了毛式大背头，模仿毛的举动，到长江去游泳，还拍了一张照片，题为：“到中流击水”，其游泳的姿势都与毛相仿。

他们的生活和女人

　　年成久五六十岁富甲一方的时候依然热爱干了一生的活计，总是情不自禁跑到大铁锅前去炒瓜子。

　　牟其中在监狱里依然渴望着卷土重来的日子。

　　这位毛的“狂热信徒”在狱中的表现和其他落难的富豪是多么不同。他每天早晨要在50分钟内走完上下各125层楼梯，他不吃肥肉，大量的时间用来自学、读书，这其中甚至包括武侠小说和李阳的“疯狂英语”。每天晚上，牟其中都要继续研究自己的项目计划，谋划着“东山再起”的方案和步骤。

　　当涉及到这两位“教父”级人物的个人生活时，有关他们的故事也许最接近其真实形象，也最接近他们的人生态度。

　　一再触犯政策底线的傻子年广久，同时也在触犯当时社会所能容认的道德底线。这使他成为中国个体经济的代表时，也成了“暴发户”不良形象的代表。

　　年广久一生，有过多次婚姻，其中耿秀云、彭晓红、李爱华都曾经在不同时期成为年广久的安慰和得力助手，也不同程度卷进“傻子瓜子”经营活动以及有形无形的资产财富纷争中。

　　这位著名的傻子似乎给人们留下了“好色”的口实，他最后一次入狱，起初因经济问题被指控，最终以 “流氓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年广久根本显然不承认这个指控，据说在法庭调查中，当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

　　年广久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

　　他后来对记者解释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虽然年广久没有把法院的指控放在眼里，但他为此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他在监狱里整整呆了30个月。

　　牟其中在个人生活方面是唯一不曾遭人非议的。

　　原南德集团总会计师郑平川对媒体记者讲过一个小故事：1996年，郑平川等人陪同牟其中坐轮船去万县出差，郑平川嫌一等舱的条件不好，牟其中认为这不算什么，因为以前他都坐五等舱。“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觉难以下咽，但那么难吃的饭他居然一口口全吃掉了。他一走，我们全把饭扔到江里了。”在郑平川眼里，这显然是牟其中“异于常人”之处。

　　第二任妻子远走美国，两个儿子亡命天涯，曾经叱咤风云的牟其中，如身陷牢狱的牟其中，不知是否有“英雄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受。

　　但他的一颗壮心不死，而且也并不孤独，至少还有一个坚强的女子为他终年奔波。这两个人都坚信：牟其中是无罪的，南德一定会东山再起。

　　他们谋求重审的呼吁并不乏同情者。

　　牟其中被判无期数月后，中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在2001年1月的《中国律师》上发表了《为牟其中辩护》一文。乔新生认为：“牟其中及其南德公司并没有伪造和变造信用证；牟其中及其南德公司也未使用作废的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更未骗取信用证；牟其中及其南德公司未以其他的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并且，法庭调查证实，牟其中及其南德公司并未有骗取信用证项下资金的故意，它为信用证交易提供了具有担保性质的《见证意见书》，同时还在湖北省高级法院代为履行了还款义务，这些都说明牟其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并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此外，据相关媒体在调查中了解到：由知名刑法学家高明暄、赵秉志、黄京平和龙翼飞所出具的《南德经济集团暨牟其中等信用证诈骗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也认为，关于牟其中的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据以定性的基本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除了上述专家们的呼吁，北京、重庆以及昆明等地都陆续出现过一些为牟呼吁的志愿团体和个人。这些团体中既有法学教授，也有一些研究生和大学生，之所以主张重审牟其中案是因为他们认为：“牟其中案的修正对推动中国司法改革，改善社会经济环境有很大好处。”

　　为牟其中四处奔走的女人正是牟的前妻——夏宗琼的妹妹夏宗伟，据《南方窗》报道，夏宗伟出狱后，就一直租住在牟关押监狱附近的农舍里，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靠深圳打工的侄女给的8000块钱度过了初始的困境。因为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资料，寻求法律援助，她一直没有工作，直到2002年见到一位老牟曾搭救过的朋友，才在他公司做了一份有最低收入保障但不用上班的工作。

　　“从此你就与伟大联系在一起了。”

　　夏宗伟刚开始为牟其中奔走时，牟其中就对自己的小姨子如此说。

　　牟其中也在狱中关注自己之后出事的富豪们，他对德隆和三九的评论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尽管身在狱中，复出的希望依旧渺茫；尽管他的声音和光芒甚至无法越过监狱的围墙，牟其中依然是“导师”的姿态。

　　如果说“千千万万傻子”的代表年广久的命运，就是在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夹缝中本能地挣扎；牟其中则是另一个企业家群体的代表和样本——从理论到实践，他们都渴望在历史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牟其中究竟是“首富”还是“首骗”，围绕这个命题的争论曾经那么激烈，而又莫衷一是。从现实的层面看，对牟其中的“盖棺论定”可能还为时过早，认定牟其中是“首富”或者“首骗”的前提是牟其中究竟有没有犯罪，而这个案件本身已经成了一个难题。人们无法用双重标准来对某人与某事做出判断，牟其中的“罪”与“非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公众对他的评价只能陷入分裂和混乱这需要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