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领导人多方面的“人之惑”　　

　　蝴蝶模型的动力枢纽是“人”，处在模型最中心的位置。一个组织能不能开创，能不能发展，除了“天时”以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对组织领导者来说，最感困惑的问题往往也是人。“人之惑”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很多领导者感叹招不到人，人才难得。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就叹息自己得不到岳飞这样的将领；创造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也同样感叹：“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战国后期赵国名将）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入侵吗！”

　　柏杨认为崇祯帝其实拥有一位岳飞，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在当时正所谓“国之长城”，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事实上死在他手中。不过，崇祯帝中了清朝的反间计，自己把袁崇焕杀了。汉文帝事实上也已经拥有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比如魏尚，不过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给汉文帝下了牢狱。因此，当汉文帝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时，他的宫廷保卫署署长冯唐抢白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从以上案例分析，人才难得的问题跟如何识别人才、会不会使用人才、能不能信任人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其中又有一个特别底层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在中国历史上，人才标准的问题不能不谈到“德才之辩”。　　

　　二、司马光“德才兼备论”VS曹操“唯才是举”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首年（前403）就详细讨论人才标准的问题，足见此问题在司马光心中的分量。　　

　　才与德是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称之为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 　　

　　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却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

　　有德的人让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选拔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贼子，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同时审察才与德两个方面，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德才兼备的“圣人”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在其余三类人中，司马光强调人才选拔的次序是，先“君子”，其次是“愚人”，而一定不能任用“小人”，因为“小人”无德而有才，具有作恶的能力，对国家来说是乱臣贼子，对家庭来说是败家浪子。概括起来，司马光的人才标准是“德”具有一票否决制。

　　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在人才观念上跟司马光完全不同。210年，曹操下令说：“假如必须是清廉的人才能使用，那么，齐桓公（管仲辅助他成为春秋首霸）又怎能称霸于世呢？大家要帮助我显扬高明人士，即使身份卑微，也要推举，只要有才能就进荐上来，让我能够任用他们！”

　　曹操的用人哲学是：“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鲁迅说：“曹操征求人才，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可以。”柏杨则说：“曹操是一个力行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用人行政，只要求才能，而不过问私生活。”

在人才标准的认定上，司马光和曹操差异很大。但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又对曹操的用人哲学大加赞赏。220年，曹操逝世，司马光这样评价曹操：　　

　　曹操知人善任，善于洞察别人，很难被假象所迷惑；能够发掘和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论地位多么低下，都按照才能加以任用，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对有功的将士和官吏，赏赐时不吝千金；而对没有功却希望受到赏赐的人，则分文不给。执法时严峻急切，违法的一定加以惩罚，有时对犯罪的人伤心落泪，也不加赦免。所以能够消灭各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几乎统一全国。　　

　　这样就可以看出司马光有一点前后矛盾。按照他的“德才兼备论”，曹操用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小人”，司马光本应该持批判态度的。推究起来，司马光和曹操有一点本质的不同，就实际政治来说，司马光只是一个高阶层的官员（顶峰时短暂地做过宰相），而曹操是一个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属于开国之君（虽然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当皇帝，只是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武帝）。

　　司马光的“矛盾”是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人才使用的个案观察，历史上许多建功立业的人才恰恰是十足的“小人”，比如吴起：　　

　　吴起，卫国人，在鲁国做官。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因此猜疑吴起。于是，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终于求得大将的任命，结果大破齐国军队。　

　　吴起“杀妻求将”，这是骇人听闻的，如果放到当今社会，将是一桩惊天丑闻。吴起的劣迹绝不止这一点，比如吴起当初曾师事曾参（孔子弟子，以孝著名，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母亲死了也不回去奔丧，曾参因此与他断绝师生关系。“母丧不奔”即使在儒家思想淡薄的今天，也是大悖于人情，为人所不齿的。

　　吴起劣迹斑斑，鲁国（儒学发祥地）有许多人指责他，吴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好色，然而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攻击秦国，占领五座城池。李克和魏文侯的用人思想跟曹操一样，只求“才”，“德”则弃之不顾。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辅助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出任宰相的陈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前205年，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刘邦。汉王召陈平进见，赐酒饭，然后打发他去休息。陈平说：“我是为要事来求见的，所要说的不能够延迟过今日。”刘邦即与他交谈，很喜欢他，便问：“你在项羽那里做什么官？”陈平说：“都尉（民兵司令）。”刘邦当天就授给陈平都尉之职，并且让他做自己的陪乘官，负责监督各部将领。将领们不服气，议论说：“大王得到一名楚国（项羽）的逃兵才一天，还不了解他本领高低，就与他同乘一辆车，还反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有资历的老将！”刘邦听到种种非议后，却更加宠爱陈平了。 　　

　　周勃、灌婴等亲信老将，对陈平十分不满，对刘邦说：“陈平虽然外表俊美，但未必有真才实学。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曾与他嫂子私通；为魏王做事，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逃奔楚国；在楚国依然得不到信用，就又来投降我们。现在大王您却这么器重他。我们现在获悉陈平在军中受贿，行贿多的人就得到较好的待遇，行贿少的人就遭到报复。如此看来，陈平实在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望大王明察！”

　　刘邦对陈平有了猜疑，就召陈平的引荐人魏无知前来责问。魏无知说：“我推荐陈平时说的是他的才能，陛下现在所责问的是他的品行。假如现在有人虽具有尾生、孝已（有至高美誉的古代贤士）那样守信义、重孝顺的品行，却没有对决定胜负命运有所补益的才能，大王又哪里有闲心去使用他呢？如今楚汉相争，我引荐胸怀奇计异谋的人，只是考虑他的计策是否确实对我们有利，至于私通嫂子、收受贿赂，又有什么值得猜疑呢？”

　　汉王随即又召陈平来见，责问他说：“你侍奉魏王意不相投，侍奉楚王又很快逃跑，现在又来侍奉我汉王，守信义的人原本就是这样三心二意的吗？”

　　陈平说：“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纳我的主张，所以我才离开他去为项羽服务。项羽不能信用人才，他所任用的人，不是项姓本家，就是他老婆的兄弟，即便有奇谋的人他也不用。我听说汉王能够用人，因此才来归附。但我赤条条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就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倘若我的计谋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假如毫无价值不堪使用，那么金钱还都在这里，请让我封存好送交官府，并请求辞去官职。”

　　汉王于是向陈平道歉，重重地赏赐他，提拔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军所有将领。众将领因此不敢再说三道四。

　　不管怎么说，陈平的德肯定大有问题。刘邦用人的确做到了“不拘一格”，魏王、楚王不能用，用不起来的人，刘邦能用。我们再看一下后人如何评价刘邦的用人之道。前14年，梅福上书汉成帝刘骜说：　　

　　从前，汉高帝（刘邦）接纳善言，好像唯恐不及；顺从谏言，好像转动圆的器物；听取建议，不求本人一定有才能；奖励功劳，不追究其平素行为。 　　

　　陈平出身于亡命之徒，而能成为重要谋臣；韩信提拔于行伍中，拜为上将。因此天下人才云集归汉，争献奇策异能。智者竭尽谋略，愚者也尽心献上一得之虑；勇士极力显示不怕死的气节，懦夫也勉励自己血战沙场。合天下人的智慧，集天下人的威力，这正是汉高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梅福在奏书里还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楚汉相争的形势，就像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只瓶子里有两只蝎子”一样的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下之人才，不是归汉，就是归楚，而陈平、韩信原来都是项羽的部下，项羽不能用，而刘邦能用，不光用，还大用。就人才战略和用人气度来说，楚汉相争之结局不是早就决定了吗！项羽有万夫不挡之勇，是一个专业人才，但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三、在某种意义上，“人才难得”是一个伪问题　　

　　魏王、楚王肯定也有过“人才难得”的焦虑，但刘邦没有。跟刘邦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李世民要求他的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但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于是一再催促，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当今没有人才！”李世民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你只能说自己不知道人才是谁？在哪里？怎么可以平白无故地诬蔑一代中国人呢。”封德彝大为惭愧。就此一点来看，千百年来，中国人真心地崇拜李世民大帝不是无缘无故的。

　　司马光德才兼备论的“筛子”太密，太过求全责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能臣吴起、陈平、韩信、管仲、百里奚……都通不过。我的看法是，在崇尚竞争的年代，“重才”还是应该大于“重德”。德之缺失，在现代工商社会就大处说有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加以制约；从小处说，也有企业内部制度与文化的监督。如果抱定非德才兼备者不能用，那的确是人才难得了。而且过分强调德，推至极端，就会使“无才便是德”大有市场。东汉仲长统在论“三公”（国家最高辅政大臣）人选时说：“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的人中选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人选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是的，一个主要由“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组成的公司，希望做大做强，的确是遥远的事情。

　　综观中国历史，“德才之辩”蔚为大观。其中，重德者之末流渐至“（女子）无才便是德”，而重才者之末流渐至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鸡鸣狗盗之徒”。同样，一个主要由“鸡鸣狗盗之徒”组成的公司，它的天花板高度也很有限。中国智慧是一种（用阴用阳）平衡的艺术，并不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无论如何，德才兼备都具有标杆的意义；无论如何，“重德”还是“重才”都不能只在“末流”的层次。　　

　　四、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与其感叹人才难得，不如更多地从用人者自身寻找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发出一个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应该冷静地自我反省： 　　

　　1、 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不值得他仰慕？

　　2、 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

　　3、 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

　　4、 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

　　既然天下不可能无才，但为什么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司马光明确要求领导者“内省”，问自己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领导者自身的。现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社会，人才不肯来，可能是他们看不上公司的领导者，至少是不认同，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为人，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价值观；

　　第二个问题是认为公司管理一团糟，我就是来了也无法展开工作，到时双方只有损失，而没有价值的创造；

　　第三个问题是公司人事上有大问题。领导者可能只信任家族成员、好朋友、过去的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乡等等，他们天然地排斥外来的职业经理人；

　　第四个问题是领导人虽然对我发出了邀请，但诚意不够，诚意不够或许是重视程度不够，对我的建言或许只是表面认同，而内心却不认为是这样。

　　给真正的人才多一点诚意，投资回报率会非常高。207年，46岁的刘备“三顾茅庐”请26岁的诸葛亮出山是中国人才史上最有名的佳话。三国时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纪最大，生于2世纪50年代，刘备生于60年代，孙权和诸葛亮都生于80年代，拿现在的说法，孙权和诸葛亮都是“80后”，他们对曹操和刘备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推究起来，在《三国演义》里老是哭鼻子的刘备用人的本事了得，“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就要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操再三劝降关羽，而关羽却说“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一个要成就大事的人就应该克己而虚怀若谷，为什么大海最大？因为大海最低。用“低”来成就“大”，这就是中国智慧。但凡一个人有某些方面的才能，当然会骄傲一些，因为对他来说，有这个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领导者现在正需要用到他的才能，的确是有求于他，自然应该谦卑一点。

　　五、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　　

　　如果跳出僵硬的“德才之辩”，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说得非常透彻：“充分发挥人的长处，才是组织存在的唯一目的。要知道任何人都必定有许多缺点和短处，而缺点和短处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设法使其不发生作用。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充分运用每一个人的长处，共同完成任务。”

　　历史是人物博览会，而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不能完全以德才来作泾渭分明的标签。没有纯粹的君子，也没有纯粹的小人；没有纯粹的圣人，也没有纯粹的愚人。明代李贽说：“夫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