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三十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这句灼灼大言激励了中国智识阶层数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繁衍不绝的象征。然而，当1840年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将烂熟的大清帝国打得灵魂出窍，西方文明以“覆盖”和“刷新”的姿态站在了已经封闭自守的中华文明面前，此后整整100余年，泱泱大族一直努力着的工作就是死力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一个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选择：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从一个为长治久安而精巧进化而来的文明体系和精神传统，转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体系，变成一个不得不遵从“丛林法则”的体系。简单地讲就是先“救亡图存”，然后谋求发展，最后以更高层次的对外文明或国际文明实现“旧邦新命”。
于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救亡图存”后，顺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后“谋求发展”的改革开放。这个时刻，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大变局”的近代中国，终于走出了多灾多难的“峡湾”，开启了浩浩汤汤一去不返的改革开放大潮。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此时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顾准去世已经四年。陪伴这位恩师走过最后时刻的吴敬琏，坚定地把自己研究的重点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想法——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道路。30年来，这个目标对他而言，没有丝毫的退缩、摇摆或偏离，只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自信。
1978年，鲁冠球把村里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做了“战略调整”，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走向了全国市场。4年后，这位“能人”在此基础上悄悄搞了产权改革，以责任承包方式成为全国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权力的“凤毛麟角”人物之一。30年后，与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同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绝大多数人几乎萧条殆尽，鲁冠球掌舵的万向集团却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标本式企业。
1978年，绰号“何管理”的何光远，刚刚摘掉“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帽子，“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去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由于锐意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使得领导急切希望他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企业改革的普遍经验。于是，短短四年内，何光远从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到农机部副部长，再到机械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机械行业变革的道路。
还有1994年以“知天命”之际出任摩托罗拉（中国）总裁的赖炳荣，作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先行代表人物，第一次通过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四大发展战略，即“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提出了跨国公司中国“本土化”的“双赢”概念。在他深入与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商业融合的同时，MOTO这个美国电子市场中的老五，一度成为多个领域产品的全球第一。由此，也引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涌入中国的大潮。
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在“旧邦新命”的使命召唤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最终构成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景象。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可以底气十足地强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正如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所言，“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
“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所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这种怀疑和担忧一定程度建基于在改革30年后中国社会进程正面对的诸多“临界点”：其一，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已经完全冲破了旧有社会政治体制，而适应新环境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支离破碎，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的不满和裂痕正在从思想、观念和情绪向现实的权力争夺蔓延且日益扩大。
其二，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的突然性崛起，给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有限接触，国际社会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给这个庞大的新势力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承认，才能保障其成为全球繁荣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破坏因素。
其三，改革开放30年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可能预见和规划的所有程序，也就是说第四代领导人必须在没有政治权威支撑的背景下，对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独立做出30-50年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尤其面临着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和权力制衡得以稳定地实现，而不会在某个时刻被偶然性因素打断。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必须从前30年的伟人指点江山式的模式，全面转向有制度保障和权力制衡的体制性改革开放，才能使得中国的发展有预见性和稳定性，进而可持续性。
吴敬琏：
改革仍需过大关
□记者宁南
2月18日，刚刚过完78岁寿诞的吴敬琏决定接受《商务周刊》采访，谈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吴敬琏面容清矍，但气色甚好，当进入谈话主题后，神采顿时飞扬起来。由于前四十年的荒废，这三十年对他而言几乎就是学术生命的全部。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政策事件，都太熟悉了，甚至太“亲切”了。
现在他想做的就是，在今日改革面临价值观、利益关系、舆论走向日益纷繁的局面下，用自己的亲历向人们继续说出真相和自己的思考。
又一年的“两会”在即，全国政协几个经济组的驻地京丰宾馆又将是冠盖云集，又将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今年的“两会”舞台上，将不再有吴敬琏的声音。每年被媒体蜂拥追逐的景象也将成为京丰宾馆里的记忆。但只要还有人讲到改革，希望中国社会还将继续在深化改革的大旗下前进，吴敬琏这个名字，似乎就无法绕得过去。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一直伴随三个基本问题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您认为应当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
吴敬琏：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一直是很清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50年代后期，又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到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陷入大混乱，直至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巨大的社会灾难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之苦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经济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就以经济改革而言，我们常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仔细看看改革的过程，开头的确是这样。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各国去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是什么样的招数，只要能够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以“大包干”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农场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一个想法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
很多人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使经济上轨道。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5年的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个部分组成。到1987年的“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说此时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大体明确。领导上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目标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这就是说，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改革的目标清晰，改革的内容就比较明确，路径和步骤也比较容易设计。这样，1994年以后的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1998年以后的国有经济“放小”和“有进有退”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中国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这一切都应归因于对于旧体制的改革。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改革，如果仍然保持着1978年以前的旧体制，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之经济改革就要更缓慢和曲折一些。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某种认同。
为什么至今仍然问题缠身？
《商务周刊》：改革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对现实状况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人，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改革已经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有些问题，像腐败猖獗、贫富分化、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
吴敬琏：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这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有前一种观点。他们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有相反的观点。
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的实质在于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换。也不是说只要允许买卖就能叫做市场经济。事实上，在古代的中国，包括土地在内商品买卖从来是被允许的，但那时并非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首先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所谓“原始资本主义”或称“重商主义”时代，它还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上的交换活动受到政府的干预，而不完全是商品所有者的自主行为。
随后一个阶段是早期市场经济，从西方国家来说，大致上就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确立了市场制度，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它的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法治不健全，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其他配套社会制度，特别像反垄断立法、社会保障体制这些都没有建立。所以，在这个阶段就发生了很多社会弊病，有人把它叫做野蛮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类似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寡头，历史文献上这些人被叫做“强盗贵族”（RobberBarons）。只是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于美国“进步运动”式的改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以及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中国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但是直到现在，早期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缺陷，甚至市场经济前的某些社会弊病还严重存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不应当怪罪改革的。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但是，打破行政垄断、消除行政机关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就非常的困难。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不时会出现或大或小的波动。在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政府有责任运用总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然而政府的调节只能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而不应当是对企业生产、投资、定价等微观事物的干预。但是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进行微观干预的做法也十分流行。
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还有一项重要的要求是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大”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政治改革的进度十分缓慢。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上，仅仅在基本法规的立法方面就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例如，党中央一再强调《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法律，但是这个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干预，很可能在2006年就被搅黄了。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日前有一种说法，说是反垄断应该只反那些不好的垄断，对于“有利于国家的垄断”则不能反。这样一来，一个企业的垄断应不应当反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确定的事情了。
至于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对于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即所谓“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不能得到保障。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他的办法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我把这种腐败动因叫做“寻租的新动力”。正是因为公权不彰，行政官员的个人掌握的权力能够决定人们的成败祸福，使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的活动愈来愈盛行。
总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说明，转轨时期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的存在。因此，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相反却在加强自己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寻租和设租交叉强化，就不能不使腐败有增无减，愈演愈烈。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的原因所在。
收入差距因何拉大
《商务周刊》：当前社会现象中，最为大众所诟病的，莫过于收入差距悬殊。有些人认为，目前出现的贫富分化，是由于市场经济过份强调效率造成的。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吴敬琏：我已经说过多次，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违反了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必须郑重对待，妥善处理。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原自何处。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一般说来，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由于人们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能力和财产状况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照我看，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或者私相授受公共权力（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垄断部门利用垄断权力也很容易取得高额收入。大众痛心疾首，切齿痛恨的，正是这类凭借公共权利攫取高额收入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
根据以上判断，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措施，就应当是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以便从源头上扼制腐败。不实现市场化，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腐败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能力、财产不同造成富裕程度差别的问题也需要妥善地处理。由于我国落后的传统农业与先进的现代工商业二元并存，收入差别就必然比一般国家更大。我认为，目前首先应当把全民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以便弱势群体获得基本的生活、医疗等保障。同时，通过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展，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使居民合法收入的差距也逐步缩小。
说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关于新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原则设计。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行政机关的掣肘，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你说这个责任是在改革还是在没有进行改革呢?
有人说，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上，不应当强调效率优先。这种说法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而且在讨论公平的时候把“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混为一谈，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结果的不平等”，因而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结果的平等和效率提高的确在许多情况下有负相关关系，比如平均主义的分配就会损害效率；而机会的平等却正和提高效率方向相同，而不是相反，所以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不是把矛头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的阶层，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一般的“富人”，鼓动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富人开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经济效率和增进弱势群体的福利，都是极其不利的。我们应当相信，大众是能够认清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的。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富”与“腐”二者之间的区别，团结起来，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尽快消除对新重商主义的路径依赖
《商务周刊》：尽管我们自己知道中国还在过大关，但现在外国人却又在惊叹于中国过去30年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还会继续帮助中国获得持续发展吗？
吴敬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在国内经济方面，这种由政府控制并以提高政绩为首要目标的经济体制如何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在最近几年中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我想多谈一点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特点，是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同时用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推动出口，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自改革开放移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进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性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的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商务周刊》：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您认为关键又在何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前面讲到的改革任务，不论是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还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
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而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何光远：见证中国机械工业30年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
□记者王强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老机械工业部大院，如今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场所。何光远，一位78岁的老人，过去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对这30年历史的每一个节点瞬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30年中，改革开放的伟力反映在机械制造产业上，制度变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国家对管理体制的放权，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逐步宽松。30年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该行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这位曾经带领着中国机械工业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机遇与荡涤的共和国部长，对于这30年的风雨路程，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体会与思考。“30年中，在机械制造行业，改革的初衷和设计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改革的操作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何光远为《商务周刊》梳理这段历史时，从他记忆的脉络里，可以清楚感觉到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对改革具体操作上的艰难和局部缺乏科学性的感慨。“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他说。
“何管理”
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管理”这个词仍然带有某种资本主义的色彩，不论是对于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都对刚刚过去的10年心有余悸。
而对何光远来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更是与“管理”分不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光远已经是一汽公司锻造厂的厂长。1951年，何光远被派到前苏联学习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也就是现在行业内说的冲压锻造。建国初期，由于锻压专业人才的稀缺，学成回国后，被当时的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留在了一汽。
在一汽锻造厂，何光远从技术员干起，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5年被提升为厂长。
在锻造厂，何光远有个绰号叫“何管理”。在前苏联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他还非常关注工厂管理方面的经验，比如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的计件工资制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严格工艺流程管理。何光远把这些管理引进了锻造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却成了何光远的“罪证”，不久，何光远就被“造反派”打倒，关到地下室里，天天接受批斗，头上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铸造厂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最大，管理和生产混乱不堪，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一汽的汽车生产。回忆起这些，何光远唏嘘不已。
1973年，何光远被落实政策，被任命为铸造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又受命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七零八落的铸造厂。到年底时，铸造厂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1977年离开一汽前，何光远担任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在“何管理”的大力整顿下，铸造厂成为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在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众多企业已经被折腾得“瘫痪”，非常需要像何光远这样有管理经验的干才去收拾一个个这样的“烂摊子”。1977年，何光远“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
何光远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一个星期四，一个刚刚参加完“工业学大庆”现场会的领导学习团到一汽来参观。参观过程中，陪同的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问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混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周子健马上指着何光远说：“叫何光远去。”
长春拖拉机厂一直是仅次于洛阳拖拉机厂的全国第二大拖拉机生产企业。何光远回忆，他上任长拖革委会主任时，工人思想混乱，无心工作；油桶倒在地上没人管，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长春南湖里满是作为救生圈用的轮胎，都是从工厂里偷出去的。
到长拖后，何光远开始抓整顿抓管理。为支持何光远的工作，省委书记王恩茂决定每周六到长拖劳动一天。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原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牛振海也被调来与何光远搭档，在一汽时，牛振海因为办事雷厉风行、敢抓敢管，人称“牛魔王”。在两人的一起努力下，通过半年整顿，生产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以后，长拖的生产和管理变得井井有条。“何管理”的绰号也由此被长拖员工叫开了。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两年，不仅是长拖员工对于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感到兴奋，政府也希望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普遍的经验。何光远在长拖的第二年，就被调任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但何光远还没有理清楚新岗位的工作头绪，就又升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行业抓改革、求发展的道路。
放松管制与“一刀切”
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体趋势是政府逐步放权，企业逐步下放地方，企业自身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权、经营权和内部管理权。
而机械制造业1984年开始的企业改革，也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改革中的“试验田”。当时的何光远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机械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机械工业部也是最早对原有“条条”集中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部委。部属62个企业和省属332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许各部门、各种所有制成分进入产业，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开放式行业管理。
何光远对记者回忆说：“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确实刺激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在操作上却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何光远认为，机械行业那些排头兵企业几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当初没有细分改革步骤和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企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下放后对长远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举例说，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础装备企业，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这样大型企业的经验和能力，而企业自己也难以一下子从传统体制下“蜕变”，遇到问题，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问题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解决，而由于下放，机械工业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给企业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出来。中国机械全行业出现了普遍亏损。“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何光远说，“政企分开和企业下放的方向是对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业下放，肯定不合适。”
而改革的“一刀切”在基础装备工业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以至于一直影响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过去30年里，中国需要的重大基础装备和重大装备技术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市场向好，中国装备企业的生存依然会是个大问题。但即使在今天，中国这个产业也没有出现能够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有一争之力的世界级制造企业。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和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已在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改革过程中依然带有‘自上而下’式的武断。”让何光远感到痛心的是，接下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同样“一刀切”色彩浓厚，“对关系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研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早在1986年，国家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对科研院所的财政划拨经费。19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以科研院所转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希望彻底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1996年，何光远从部长的任上退休，但他注意到了三年以后的一次更关键的改革。1999年3月，机械工业、冶金、煤炭、化工等10个由部降格为局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划归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之后，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启动。按要求，10个行业局所辖的242个技术开发型科研院所，在2000年底前必须与政府脱钩，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制。
改革似乎在一夜间完成，原先这些一直承担共性技术研究和行业标准制定的科研机构，转瞬间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但是改革的不良后果也很快显现出来。“这些科研院所以前承担了国家共性技术的研究和行业标准、技术规章的制定，改制后成为企业，这些科研机构没有动力进行共性技术研究了，他们更关心如何到市场上找饭吃。”何光远说，这些损失是长远的。
2006年“两会”前夕，242家转制行业科研院所的院士们联名上书国务院，信中建议国家尽快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专门研究行业发展中重大的、关键的共性技术，为应对国际巨头的竞争提供技术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工业技术研究院还停留在院士们的建议书上。
频繁的机构改革
中国30年的改革，表现在政府管理层面上是多次机构变动。改革主线也以淡化行政色彩、加强宏观管理，从僵硬的行政管理实现市场化的行业管理为主。
30年里，中国机械工业管理体制也经历了数不清的变革，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虽然每次都是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但期间又充满了随意性。
1980年年底，何光远从长春调任国家农业机械部任副部长。当时农业机械部除了负责农业机械的制造外，农业机械化和农机使用管理也归口该部，另外内燃机制造也属于农机部职权范围。当时除农业机械外，还有从一机部到八机部的8个部级管理部门，分别管理民用机械、核工业、航空、电子工业、兵器、造船、航空和战术导弹工业。在这些部门之上，国务院还专门有一个机械工业委员会，总体指导全国机械工业领域，薄一波任机械委主任。
1982年2月，国务院开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按改革方案，国务院决定在农机部与一机部合并的基础上，吸收成套总局和仪表总局，成立机械工业部，撤销国务院机械委。机构合并前，一机部部长是饶斌，农机部部长是杨立功。
何光远回忆，为了机构合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饶斌任组长，副组长是杨立功，成员有何光远、一机部副部长杨铿和仪表总局的曹维廉，后来成套总局也要整合进来，成员又增加了杨一木。
机构合并后，正在研究干部配备时，中央突然决定，调周建南到机械部任部长。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调任机械部部长之前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饶斌则被改调筹备中国汽车总公司。
合并后的机械工业部运转了4年，1986年，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已经退休，国务院没有任命新的部长，而是由何光远暂时主持机械工业部的日常工作。当时，国家为了打破军民、部门和地区的界限，提出了全面落实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并决定把全国民用机械体系和兵器工业体系统一组织起来，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
一天，何光远在大连出差，突然接到来自国务院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让何光远马上赶回北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有要事找他宣布。接到同样通知的还有时任兵器工业部部长邹家华。何光远回京的当天下午，赵紫阳向他们宣布，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两家合并。
何光远和邹家华都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人事先知会过合并的事情。惊讶之余，就商量新机构叫什么名字，与会者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叫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都不合适，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参加会议的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建议说：“老机械委已被撤销，不如就叫机械委吧。”
机械委成立后，邹家华任主任、党组书记，何光远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由于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1988年，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机械委与电子工业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据何光远回忆，机械电子工业部成立不久，兵器中国工业总公司就宣布成立，实行计划单列，虽然仍由机械电子部实行行业管理，但宣告了1986年机械工业与兵器工业合并的结束。
今天，机构变革中的分分合合仍然留下了可以追寻的痕迹：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的大门上，一边挂的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牌子，另一边挂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牌子，双方成了最紧密的邻居。
兵器工业总公司单列后，也触动了电子工业部门。原电子工业部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工业可以单列，那么电子工业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成立，也实行计划单列，原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出任总经理。
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又被折腾了一次，此时何光远已经出任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一些元老给中央写信，提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199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机械电子工业部被撤销，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何光远仍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1996年2月，何光远卸任机械工业部部长，退休二线。
此后，199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确立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目标，决定将部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国家局。机械工业部被撤销，组建机械工业局，与其他9个局一起归口在国家经贸委之下。
这一改革被认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的重大步骤，10个国家局也被明确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机构存在，当时确定的过渡期为三年。
三年后的2001年2月，10个国家局中的9个宣布撤销，其中就包括机械工业局。一个月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挂牌。在经历了多年的分分合合后，中国机械工业终于摆脱了传统的专业经济部门行政职能。
但机构改革如此频繁也造成人才流动性过大，影响了行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的稳定性。“有时机构合并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还没结束，新机构马上就又要分开了。”何光远回忆说，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8次之多。机械系统内部一直流传着一句笑话，“话说机械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提机械产业升级，尤其是高技术装备产业的振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说。
改革:怨恨挡不住诱惑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但是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馅饼”，而且更想要“心理学馅饼”，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总之，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文赵汀阳
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验或者奇迹之类。中国式的变革总是比较难以分析的，因为中国式思维总是强调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出奇制胜，原则性不强，因此总有一种无法概括的复杂性，难怪人们爱说“挂一漏万”。我也肯定挂一漏万了。不过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当前危机的某些表述，好像过去的问题没有现在严重。
事实上，改革前的问题当然严重得多。当时全国整体的贫困已经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关于1972年中国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感慨，而安东尼奥尼是左派，拍的都还是当时相对比较露脸的景象。
有人会说，改革前的社会风气好，道德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那时社会更好，而是因为那时整体过于贫困，如老子所说，“无可争，所以不争”。物质过于贫困会使理想破灭，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饥饿的肉体。穷怕了，饿坏了，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它使人们在获得发展的机会时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中国式的“群众运动”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关。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无穷而且战无不胜，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想疯了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的“幸福生活”（其实是奢华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蜃楼。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人们只模仿成功者，无数人立即模仿，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挡，温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缩影。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众运动所以总是成功的，是在于国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着一致的理想和意志，因而能量无穷。不过群众运动的成果不见得使群众普遍受惠，当许多人并没有从革命中受益，革命就被怀疑了；当许多人没有从财富运动中受益，矛盾也就出现了。
改革成功会带来新的问题，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馅饼当然越大越好，人人不同程度地受益，但问题在于，帕累托改进对于经济学也许够了，但对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就不够了。馅饼大了，人人都多得了一些，可是部分人多得了太多，完全不成比例，社会怨恨就无法避免。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馅饼”，而且更想要“心理学馅饼”，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如此等等。总之，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人们最怨恨的是“不公”而非“不均”。在私有制条件下，贫富悬殊虽然不是值得鼓励的，但也是正常和常见的，所造成的社会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人们不仅想要富起来，而且想要比别人更富，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时尚，“比别人更富”意味着各种方面的成功，远远不仅是物质的成功。因此，人民中有许多人其实喜欢贫富悬殊，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话。
尽管许多人批评贫富悬殊，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与资本的共谋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财富与勤劳、智慧这些传统美德关系不大，而更多来自权力和剥削，这才是“贫富问题”的要害。扶贫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但恐怕不是解决贫富问题的根本答案，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确规定权力与财富的关系，就难以解决贫富问题。
引导中国改革成功的“新群众运动”，发展到了瓜分成果的时候就终结了，运动是人人的，成果不可能是人人的。当社会的改革动力有了疑问，出现了政治危机，就需要新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创造一个新目标和新的群众运动，例如，毛泽东天才地发现在政治革命之后还需要“继续革命”以重新唤起社会动力，他创造了“文化大革命”。不过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在于，否定传统之后人们发现并没有得到什么，仅仅是失去了什么。文化成就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文化总是表现为传统。柏克当年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过分摧毁。邓小平为新群众运动找到了合适的目标，所以成功了。问题是，人们会想，下一步呢？什么是我们接下来感兴趣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的新目标？按照流行语，人们想要“深化改革”，这太含糊，问题是具体的理想和诱惑。
社会的目标和理想是需要被创造的，绝非本来就有的。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代社会的标准是“周礼”、“大同”这样的传统，传统定义了目标和理想，不需要改变，人们根据传统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反传统，因此不断需要创造所谓“更新更好”的东西，否则就很失败，这是一种人人很累的压力。在现代没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人们不断欺骗自己说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不断进行各种革命，主要还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各种被制造出来的群体要求各种莫名其妙的权利，人们要求的各种权利已经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个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个理想，而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手段，因为民主既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也不能保证好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民主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与由天才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同，民主能够合法地（尽管未必合理）解决在意见分歧、众口难调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政治选择问题。不管民主选择的结果是好的坏的，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政治责任，所以是“合法的”，即使集体犯傻也是“合法的”。
至于民主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就比较可疑了。从欧美经验来看，资本巨子、政客和豪强总有实力和成功的谋略去支配国家和民主。从政治风险上看，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险，但却增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各种制度各有长短，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据严肃的学理分析，事实上，人们目前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概念，远没有达到可能的最优理解，仍然有着很大的创新发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成已经是完美的，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
从中国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图开始，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制度，至今仍然没有成功。人类政治经验越丰富，人们就越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兼备各种优点，因而问题就越复杂。中国人向来特别喜欢复杂搭配的思维，或许将来能够在制度创新上有所贡献也未可知。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一种公正的法治和一种能够解释和促进幸福的价值观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这是明显的，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秩序。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引向幸福的价值观，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也很难对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们。
历史是知识和思想创造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底牌。周公是个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周王得天下之后，周公就创制礼乐，这就直达政治本质。换成今天的话语，礼相当于制度，乐相当于精神生活，礼乐一起表达了价值观。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周时礼乐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意识，但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却一直有效，而且一直是根本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那么说出大天，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竞争主义的，西方对“他者”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于是，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而且他相信，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否则无事可做。因此，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非常初步的强大，就已经卷入世界游戏，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游戏变量太多，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特别狡猾的人”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TFT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如果对方恶意敌对，则坚决回击。这个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坏人终将失败，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
这个TFT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万向年轮30年
被称为中国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见证了三十年里所有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30年风雨之后，鲁冠球获得了博得下一个30年的深厚实力
□记者商思林
2月20日，杭州萧山区宁围镇的天有点阴，万向集团6层白色办公楼所在的万向路紧临一条小河，另一边就是万向集团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围墙。白墙顶着深蔚蓝色的飞檐，整条路上车辆行人稀少，非常安静。
30年来，万向集团的绝对领袖鲁冠球很少踏出萧山，但稳坐家中的他指挥着万向稳扎稳打，凭借汽车“万向节”的简单加法，在无数倒下的民营企业中持续壮大。进入新世纪后，万向也进入了金融、农业、资源、投资等领域，一个更为庞大的企业帝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莫晓平进入杭州万向节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此时的万向已经创业10年。30年后，已经是万向集团副总经理的莫晓平感慨说：“这30年，万向几乎每一个细小的节点和重要的转折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息息相关。”
1969年，鲁冠球和4个农民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鲁冠球办厂，却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旧钢材。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比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农机厂竟已有3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更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等多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将“宁围万向节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壮阔的改革开放就此拉开。
但这场改革很快就让鲁冠球意识到了它的一波三折。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这项运动中对鲁冠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队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
鲁冠球回忆说，当时钢材、煤提价，成本持续上涨，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在严打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鲁冠球，在1983年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完成浙江省第一个“承包”之后的第二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明确了“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
1988年，深受政企不分之苦的鲁冠球向当地政府提出要“花钱买不管”，把政府作为一个投资者来明确政企权利。
“买一张桌子都要向政府汇报，样样要审批，这样怎么能做企业？”鲁冠球回忆，这件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很大争议，从镇到区再到杭州市，一直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这个事情才有了结论：鲁冠球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1500万元划给宁围镇政府。后来，当地政府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镇政府以股权换得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的股份变为1/3。
就在“政企”分开的第二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设立。已经试验股份制的鲁冠球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们辗转找到了当时证券市场的负责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陈元当时在央行负责企业上市工作。热情的鲁冠球让他犯了难，股市设立之初的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打通一个融资的通道，民营企业怎么能上市呢？
“我们是集体所有企业，不是民营企业。”创业时的红帽子给了鲁冠球回旋余地，几经努力之后，万向被列为当时唯一一家来自乡镇的上市试点企业。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推迟了鲁冠球的资本之路。鲁冠球派人提前去银行把给工人发工资的钱取了出来。“就怕钱发不出来，影响工人生产。不管以后怎么样，人还是要吃饭，要搞经济，我的生产就不能停。”鲁冠球说。
好在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就此扭转。此时的万向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在产权这一条主线之外，万向也在业务上从创业第一个10年中无所不包的“打铁铺”转向“生产专业化、管理现代化”。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将改革再次推向高潮。翌年，鲁冠球终于圆了上市梦，万向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同一年，万向将总厂制改为集团制，经营权力下放，使得企业上下“人人头上一方天，个个争当一把手”。当年，《现代企业制度》发布，鲁冠球对照看了看，发现自己的集团制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制度。
跨向资本市场的同时，鲁冠球也开始将眼光瞄向海外。1994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万向在美国设立公司。鲁冠球创办万向美国公司时订了三大目标:第一，在美国树立万向形象，把产品打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主流市场；第二，搜集信息，及时反馈给集团，以拓展新的领域；第三，优化组合国际资源，尤其是要让国际资本为我所用。现在来看，鲁冠球当年的三大目标都得以实现。
同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意见》。也是在这一年，鲁冠球23岁的儿子鲁伟鼎正式出任万向集团总裁，负责万向集团的日常经营。
1990年至1999年是万向的第三个发展阶段，鲁冠球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万向步入“企业集团化、经营国际化”。万向也从原先国内同行业排名50多位发展成为业内一枝独秀，占据国内市场一半以上份额，并在美国等8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公司，成为通用、福特等国际一流整车厂的配套合作企业。
1999年后，万向集团实施“资本式经营、国际化运作”战略，不仅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而且稳步进入金融、农业等领域。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万向一口气吃下了三家上市公司，其中2001年以较低价格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2002年，万向集团旗下的万向控股、万向钱潮和万向集团分别按40%、30%、30%的比例出资共同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财务公司——“万向财务”。同年，万向控股以1.2亿元投资民生人寿保险，持有14.47%的股权，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此后两年，万向又分别成为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和浙商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在这一年，万向研制的万向空间太阳能硅片被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采用。全球最大的一级供应商“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和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GBC公司，也成为了鲁冠球的囊中之物。
在2005年国家开始对土地、银行以及重点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之下，鲁冠球着手积极进军矿产资源和远洋渔业。2007年，万向成功拿到成品油进口和国内批发零售资格；同时东进朝鲜开发惠山青年铜矿，收购美国AI公司，万向整合国际资源的跨国公司形成雏形。
多元化对中国企业来讲并不陌生，但万向展现出来的如此壮阔而又稳健的局面，却着实令人惊讶。
“人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的资源，万向近40多年发展有了实力、有了信誉，我要做更大的产业，更有效益的产业。”鲁冠球语气豪迈地对《商务周刊》指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30年，是一个资源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更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率的30年。他相信，万向有足够的实力在这场博弈中继续前进。
鲁冠球：改革，不要抱怨
□记者商思林
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还是我实力不够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锦涛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身着深色中山装的鲁冠球著名的大脑门上已是满头华发，但精神非常好，一口萧山普通话讲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讲到兴奋之处，他一手拍着记者的肩膀，俯身凑近，一只手摇晃着大拇哥大声地说：“要有实力！”
经过近50年创业风雨之路，历经各种坎坷和政策反复，鲁冠球给所有创业者共勉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他的口头禅就是那两个字——“实力”。在他看来，改革30年尽管充满了波折，但总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业在市场中博得实力，就会有机会。
对于记者反复提醒改革30年里的几次波折，鲁冠球并不在意。这位已经64岁的中国企业家常青树拔高声调说：“反复，近50年里我没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后退。”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但您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还早20年就开始创业，回顾这些年的历史，您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鲁冠球：改革开放30年的确需要好好总结一下，有媒体评选我们是改革开放100企业和100人，的确，我们一直是在实践，在见证，我们也是得益者。
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间摸爬滚打发展起来的，国外市场经济，国内是计划经济，当年我们是在两个的夹缝中实践。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改革政策的实践者，什么东西符合社会的潮流，符合经济的规律，怎么跟上它的节拍，我一直在摸索。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慢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了不起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大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也会走社会主义，任何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要回馈社会的。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看会是100年不变。
加入世贸组织同样是最重要的改革。真正的强国一定不是封闭的，要与世界的大环境融合才能壮大。池塘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在我们河里的鱼是草鱼，到了大海就是鲨鱼。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在30年里的角色演变？
鲁冠球：事实上，民营经济从1949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之后就没有消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最激烈的年代，我们萧山、绍兴照样也有民营企业存在，就像国外的唐人街一样艰难生存过来。民营企业有存在的机会，有它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已经定下来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当时推出农村承包责任制，为什么由农村的乡镇企业来第一个吃螃蟹做个体经济？因为即使失败了，成本也很小，对国家损失很小。就像香港一样，你犯法，我抓你，你赚钱，我收税嘛。我们就是试验田，成功了就向城市里推，就向国有企业推，失败了就到此为止。
《商务周刊》：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是一个含混的商品经济，没有提出明确的市场经济概念，期间有过几次针对民营企业的大整顿。1992年至今是第二阶段，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对于民营经济，1992年之后甚至入世之后，也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
鲁冠球：国家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气候一样不能急剧转换，由零上10度一下子到零下10度，就会受不了，政策也一样。
第一个阶段的反复，主要是地方上反复多，中央没有。什么事情有人关注就好，有争论就好，越到上面越统一。1988年我们的产权改革，县里不同意，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才得到通过。大家都在探索，要允许大家有一个过程。但最核心的问题是思想是不是解放。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商务周刊》：从1969年您的第一次创业，就挂上了宁围公社的牌子，之后无论是1980年代的产权改革，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进入成品油批发和金融业，都是在与国有资产博弈的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一些领域“二次国有化”的现象？
鲁冠球：改革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就是需要企业来创造财富实现。谁来创造呢？谁有本事谁来创造，不能分国有民营。这个资源，谁能创造更高价值，这个资源就应该给谁。资源一定向优势集中，这是规律，是对资源负责，对社会负责。生硬地规定资源给谁是不符合规律的。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我还是实力不够。
《商务周刊》：从您的实践来看，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鲁冠球：开始国家控制你走出去，什么都要审批，样样要审批。后来从不同意去到同意去，现在是支持你出去。过去门槛很多的，现在没有什么门槛，只要达到标准，你有实力，你就可以进来。
不要抱怨，国家这么大，政策肯定会有局限性。你符合他的条件就上，不符合，怎么说也是没有用的。近年来我们进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找过证监会、银监会，这些地方我们都能够走得进去，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实力，不然人家怎么支持你也没有用的。比如原来是军转民，现在是民转军。1998年江泽民在国家科技大会上就提出民营企业可以搞军工，为什么最近两年才实现？就是思想解放和实力问题。
我对政府的期望没有太多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推进和国际融合程度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好。
《商务周刊》：我们很惊讶您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之后对大环境的从容态度，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环境反复很多。
鲁冠球：我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人家做得好，就说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他不检查自己问题；第二种，就是怪这个政策不行，那个政策不行。我想大家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来做？现在做事情的人的能力是不是比你强，人家强就只有给人家做，你只能提高提高再提高。
现在驾驭改革的人大方向没有错，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想要把事情做好，他要国富民强，现在有些事情做不下去，一定有他的难度。我们要求国家要理解我们，我们也要理解国家。
政府的角色就是负责管辖范围之内的稳定和和谐，他要做到这一点，谁对繁荣经济有利、谁对稳定有利，肯定就支持谁。政府分配资源的功能再过一万年也是这样的，资源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分配的。政府始终是一个主宰。这个变不了的。
《商务周刊》：经济学家吴敬琏说，30年的改革中，我们的经济改革呈现大跨步的前进，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并没有跟上。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您对下一个改革阶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期待？
鲁冠球：政治体制肯定要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改成美国那样，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不管怎么改中国肯定是一党制，不会是多党制。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锦涛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朱基提高了市民的收入，温家宝提高农民收入，每年加上三五百亿哪里够呢。实力有了就好解决了。
我看政治改革得再有30年才能见到效果。现在肯定要提，但效果未见得好。现在在农村做做实验田，先选选村长，县长都不可能；在民营企业做做实验田，铁道部不可能搞，工商银行也不可能搞。
我认为，下一个30年，先要把选民的素质搞上去。中国现在的人口主要还是农业人口，要让这些人逐步提高上去，很简单，有钱就会读书，读书了素质才会提高上去。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实力。
《商务周刊》：但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已经在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地方政府成为大的投资公司直接参与到经济中去，权钱结合的坏的市场经济被很多人质疑其可持续性。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在稀有资源的分配中，都伴生了大量的腐败。同时，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在加速，社会公众心态失衡。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鲁冠球：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这些问题的。这个差距始终存在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矛盾越大，这是规律。那么这个矛盾要缩小，靠什么？不是把高的打下来，而是要把低的拉上来，只有国家实力大了，转移再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那么分什么呢？还是要有实力为基础。实力提高了，矛盾就少了。
《商务周刊》：除了政策环境外，近年来有很多民营企业在做大之后，必然面对在资本和国际市场方面的拓展。但很多企业却倒在了这两个方面。而您却带领万向在这些领域稳步前进。您有什么可以告诫民营企业家的吗？
鲁冠球：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你有能力，你有好的实业，但不进入资本市场绝对做不大。但如果没有实业，没有实力，你想搞资本市场绝对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建立在沙滩上。
资本市场一定是建立在信誉之上，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千万不要颠倒。你有实力、有信誉，人家才会把钱交给你。假如你有实力、你有实业、你有信誉，你就应该进入资本市场，去主动配置社会资源，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资源。
《商务周刊》：最近几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调控时期，国家在紧缩银根、地根，相对来说在这些方面本来就不具备优势的民营企业受损很大。您怎么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
鲁冠球：我认为温家宝总理下手还不够硬。调控资源就要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是优势方面也不够。比如大电网，本身资金不够，投资不够。还有电厂，一吨煤的发电效率比小电厂高很多，煤炭也是稀缺资源，你为什么不发给大电厂而要小电厂浪费资源？
《商务周刊》：但万向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否也应该给小企业更多的机会？
鲁冠球：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商务周刊》：您领导万向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农业、金融、资源品以及创投领域，脱离了过去纯粹靠汽车零配件的形态。对于万向来说，其中的转变和风险是什么？
鲁冠球：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现在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我原来只能捡别人剩下的，搞农具、汽车零部件，发动机都没有条件搞。开始从不懂到懂，从少到多，从差到好，全部做好这一套就完了，市场饱和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要往更高的方向投资。让国内后来者接我的班，我去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比如，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等。
要判断整个社会的趋势，不仅要看到浙江，看到中国，更要真正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的竞争；钱不要投入无效益、低效益的地方，一定要投到高效益的地方；不仅看现在，还要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商务周刊》：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鲁冠球：人才，要以人为本。有的人管100个人，利润几个亿;有人管几个人，利润就有几个亿。所以我要培养一批有大智慧的人，有高品德的人，要让他走出去，让他实践，让他得到利益。你买设备可以花几百万、上千万，对人更要舍得投入。一个人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胜仗。
我认为一名外企领导人，对中国，要有诚心、爱心和耐心，要有一颗“中国心”
是老高尔文一段话打动了我。他说，你是华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国生活，在亚洲做到最高层，你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你能参与其中尽情发挥不是更有意义吗？
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失败就是错看了马云
引退6年之后，64岁的赖炳荣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时期。“研究发现，过早退休对健康不利。”他对身边嗔怪他闲不住的赖太太说。目前，赖炳荣在中国创办着两所学校，常在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间飞来飞去。阳光明媚的上海3月初春，利用在沪的半天短暂逗留，他与《商务周刊》畅谈他亲历的中国改革开放。
按照赖炳荣自己的划分，目前从事教育活动的他正处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为理想而生活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为生活而工作”和“为工作而生活”。第一阶段的截止期是到50岁，这一阶段出身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他在1972年，即英特尔创立4周年时便加入英特尔公司，与安迪·格鲁夫、贝瑞特和欧德宁成为朋友和同事，后来他官至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50岁“知天命”那一年，在摩托罗拉追逐一年半之后，他被老高尔文一句话打动而加盟摩托罗拉（中国），从此迈入了第二阶段，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亲密接触。
1994年他以“创业”姿态赴任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10年之后遭遇资本投入不足的发展瓶颈。一系列旨在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法规、税收倾斜、国民待遇等条件向跨国企业们发出邀请，赖炳荣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洞见者和机遇“猎手”，他顺势而为，超越“大市场”的传统定位，将摩托罗拉的制造业务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使之超越德国大众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和最大受益者之一。
赖是最早读懂中国的外企人士之一。他庄严承诺“不从中国带走一分钱”，拿出实实在在的技术和真金白银来换市场，在天津搞“样板工程”，把元器件供应商遍设全国，以及先政府之忧去中西部投资等等智慧之举，也令赖氏得到中国政府的欣赏和支持，他本人受到许多政府领导的敬重，并在文化、体制与思维都截然不同的跨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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