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0年1月，一位从学徒、工人成长起来的工程师，向美国工程师协会递交了一篇关于管理问题的论文，但这篇论文被工程师协会的学术部门隔置在了一旁，并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在整个1910年，这位工程师不断地向媒体介绍他的新的管理思路，但始终只有少数的媒体注意到他，一直到一年以后，在无奈与沮丧之中，他从工程师协会要回了自己的那篇论文，进行了重新修订，于1911年1月6日，正式以《科学管理原理》的名称，正式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才引起了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他的名字开始在美国家喻户晓，然而仅仅只过了4年，1915年3月21日，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思考的更多管理思想介绍给人们，指导更多的企业走向注重科学的管理时代，他就与世长辞了，永远了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一座能俯视费城钢铁厂烟囱的小山上，竖立着他的墓碑上，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这代表了他一生的成就，他一生对管理学的贡献。

    这意味着从1911年1月6日开始，世界的管理，已经抛弃掉了“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的原始雏形，彻底走了科学管理的时代，意味着人类首次告别了单纯的经验总结和智慧技巧，管理由“治术”发展为一门科学。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句话：“管理是一门扎实的科学”。

    与中国文化背景比较接近的是日本，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日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学生，然而，日本能够站起欺负昔日的老师----中国，并不是因为日本太强盛了，而是中国没落了，中国人的思想退化了，整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列强不断地蹂践中国，可惜中国人一直都没有清醒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等等仁人志士不断为中国所进行的，就是“思想改良”，我们真正落后的是思想。

    “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

    “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是中国古老的思想产物，实践证明，它不是科学的管理、科学的发展思路，而是社会经济演进的一种严重障碍，因此，孙中山、毛泽东、以及整个“五四新青年运动”，所反击的，正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韦伯之所以初全世界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原因就是他对宗教与社会学的研究，马克思·韦伯认为：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有着严密的互动，宗教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也改变了经济的运行方式。

    著名学者、管理科学家朱则荣称：日本在过去的几千年间一直在复制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不能够被用在管理上，日本从五十年代起就发现了这个致命性的问题，具体同样文化背景的日本，此刻更应该成为我们的老师，不管这个老师曾经对我们的国家做过些什么，人家有优秀的东西，我们就必须学，正因为我们国家的思想落后，才会被挨打，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点，这就象是在学堂里，学生不好好学习，要挨老师的“板子”一样，我们的骨子里只要深深地刻着“永远不服输”，我们就能够超过任何一位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发展得快，有很多原因，比如1945年以后，日本宣布做为战败国，从此就洗心革面，退出了战争的舞台，日本国内的政局非常稳定，美国在侵略朝鲜和侵略越南的时期，出于战争的战略需要，将日本作为踏板，因此在整个侵朝侵越的战争过程中，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大量的扶持和刺激，日本政府则来者不拒，照单全收，采取每个时期有重点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加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

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全力地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日本就不断地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也从美国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但是，一开始，管理问题并没有引起整个企业界的普遍重视，更没有象重视先进技术那样来重视科学的管理方法。多数企业仍然采用战前的老半法，也就是从中国学习到的那一套文化思考方式，靠公司的行政命令，层层照搬照转，而这就是“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

    果断丢弃“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

    日本是一个很快能够觉醒的民族，很注重学习，不管是任何先进的经验，他们都会勇于去当个好学生，也很喜欢在反思中进行学习。当从美国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后不久，日本人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台机器，其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和成本，都要大大落后于美国，这种情况，和今天的中国企业，情形是同样的，所不同的是，日本在六十年以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企业界认为：从中国文化中学习到的“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日本企业清晰的意识到：企业中，从上到下，都缺乏一套适应现代化技术的科学管理方法。

    因此，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开始猛然觉醒，他们总结了经验，吸引了教训，企业界、管理界开始大规模的普遍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吸收全世界强国的先进管理思想，并结合本国的传统思想加以消化，“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W.Edwards.Deming)也被请到了日本，戴明认为：“质量是一种以最经济的手段，制造出市场上最有用的产品。一旦改进了产品质量，生产率就会自动提高。”据此，1950年，戴明对日本工业振兴提出了"以较低的价格和较好的质量占领市场"的战略思想。

    在这一时期，果断抛弃掉“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的日本，不昔花费巨额资金，频繁地从世界各强国引进先进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把管理技术引进过来，进行消化性吸收，以创造出完全适合于日本本国情况的、以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现代化的管理科学。日本全国的企业普遍认为：先进管理方法，和先进生产技术，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管理科学家朱则荣在研究中认为：正是发生在日本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这场管理思想大变革，果断地抛弃了不合乎企业发展规律的“精神管理”与“鞭策管理”，因此日本能够赢得上世纪六十代至七十年代初期的高速发展，使原本名声不好的“东洋货”，从此一跃而起，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产品，拥有极强的国际竞争能力，使世界对之刮目相看。而中国此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们，能否果断地壮士断腕、抽刀断水、止戈为武，坚决放弃那些陈旧、保守、落后的“人情化管理”思想，迎接管理科学、学习管理科学、创造管理科学?这将是管理史演进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只不过是你先迎接它，还是落后于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