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板经济”为特点的浙商和以“打工经济”为特点的豫商，两大区域商业力量的较量，折射出区域经济话语权的觉醒。
●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大背景下，与新浙商面向省外市场的投资标向不同，新豫商把投资目光转向了家乡，实现了由“打工经济”向“回归经济”的转移。

    ●豫商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为内核，而浙商则以市场意识为主导；豫商重守成，浙商重创新；豫商厚重，浙商机敏，两大商帮演绎着现代意义上的商道文化。

    豫商的历史意义要远远大于这两个方块字的组合。2006年被称为新豫商崛起元年，已经历经的两届豫商大会，被看作豫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春秋末年的“商圣”范蠡到今天的新豫商，与另一个现代商帮群体——浙商相比，豫商多了一份历史厚重。作为现代商帮语境下的实力群体——豫商，从此走上了新商帮文化的历史舞台。

    豫商VS浙商，两大区域商业力量的较量，却折射出区域经济话语权的觉醒。两大新商帮所衍生的商帮经济发展形态，也成为探究现代商帮发展的两个样本。

    代言：本土VS省外

    任何一个商帮的形成都是和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机遇分不开的。从一个个偶然出现的个体，到被统一贴上一个“某商”的标签，某个商人群体的形成首先是一个内部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过程往往首先基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以说，商帮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商业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反观豫商和浙商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里，现代浙江区域意义上的商帮就占两个：宁波帮和龙游商帮。但浙商的崛起也是近些年的事情，先是温州商人纵横中国商界，形成了全国人关注的“温州人经济”现象。浙江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县都有人外出做老板，即使养鸡养鸭，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浙江人口5600多万，其中在外经商做生意的超过500万之多，并以此为特色形成了“老板经济”。

    河南人口9700多万，其中在外的农民工的就有近1700万，也形成了河南特色的“打工经济”。

    “老板经济”壮大了浙商，“打工经济”也丰富了豫商群体的内涵。

    2006年首届浙商大会的召开，成为浙商抱团求大的一个宣言。《经济视点报》记者两次参加浙商大会，切实感受到了浙商群体的商业力量。在浙商大会上，浙江的企业家巨头纷纷现身大会现场，虽然也有省外的浙商组团参与，但相对来说，本土的商业力量无论在人数还是在与会企业家的层次上，都更加突出，体现了浙商企业家群强势崛起的现象。

    豫商大会也走过了两届，相比来说，省外的豫商热情要高于省内豫商。第二届豫商大会到会800多人，省内豫商只有180多人，豫商大会更多意义上成了省外豫商了解家乡、投资家乡的平台。与浙商的整体实力相比，豫商更多的集中在中小企业群体，虽然有双汇、安钢、永煤这样的超百亿企业家群体，但是河南的民营经济整体还处在发展阶段。豫商缺少强势企业家群的支撑，也曾使“豫商”这个概念遭遇“伪命题”的非议。

    有专家认为，豫商的崛起始于三方面力量的助推。

首先是时代的召唤。大的商业环境的形成是豫商兴起的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部分河南人从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到自己创业，经过不懈的努力，20年后，他们已经成为当地商界的佼佼者。

    其次是政府的扶持。2004年，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提出“河南人经济”这一概念，亲自参与一些省外豫商组织的建设，形成了网联神州的河南商会。如今，全国已经登记注册的河南商会达到17个，还有七八家正在运筹中，政府的扶持使豫商群体布局全国。在今年的豫商大会上，河南省政府又提出了建设河南省豫商联合总会的构想，使豫商作为一个区域性商业群体拥有更多社会话语权。

    再次是媒体的助推。从2003年《经济视点报》新豫商周刊创刊至今，河南媒体对于省内外豫商的大规模报道使得豫商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全社会对豫商的持续关注。

    走向：回归VS向外

    连续两届的浙商大会不但评出了浙商眼中的“最佳投资城市”，而且还形成了详细的浙商对外投资报告，鼓励本土的浙商走出去，开拓市场。

    在《2006年浙商投资报告》中记者看到，依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商会，浙商从投资环境、政府效能、市场机会、竞争状况几个方面建构了详细的对外投资指南。一位研究浙商的学者指出，浙商在经历了单打独斗的原始积累阶段之后，进入了抱团发展的新阶段。

    与豫商的回归投资相比，浙商不愿意回乡投资。一位在外地的浙商说出自己的想法，浙江已经是个市场化非常发达的区域，很难找到赚钱的商业机会，如果回来发展还牵涉到政府、社会关系的问题，离开家乡时间长了，这些人脉关系肯定没有本土的企业家熟悉，这样竞争起来自己就会吃亏。况且中西部地方那么大，机会远比家乡多，为什么要回来做？

    而绝大多数省外豫商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景象。深圳鹏威国际的董事长单森林早在2005年就把自己生产电器元件的工厂从深圳搬回了老家南阳，他解释说，深圳现在的人力、土地、水电成本在逐上涨，把工厂搬到后方，把销售设在深圳，这样企业就会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大背景下，广东、上海的许多豫商已经把项目的目光转向老家。在今年4月河南省政协组织的扶持豫南计划的“4＋2”经济论坛上，两地豫商共向河南投资80多个亿，形成了“回归经济”。从“打工经济”到“回归经济”，省外豫商正由青涩走向成熟。

    文化：厚重VS轻灵

    中国商人始祖王亥是商丘人，中国商圣范蠡是南阳人，除此之外，在中原大地还流传着儒商始祖子贡、爱国止战商人弦高的故事。在豫商厚重的历史文化基奠中，传习农耕文明而形成的保守性格也使得豫商在创新上略显不足。河南人经常有一句口头语“丢不起那人”，表示对有些行业的不屑。而浙江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则被媒体广为传颂。再微不足道的行业，再低微的职业，只要有浙商参与，马上就变成一个闪耀光环的职业。

    河南人依托广阔肥沃、耕作条件优越的平原，选择的是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纯粹的农耕文化。从天下粮仓到大厨房，河南人津津乐道自己祖先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农耕成果。

浙商的生存环境远逊于黄河滋润的中原，所以浙江人早就形成了嫁接资源的本领，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发现商机。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浙商的段子：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之后，北京人说：“你们那儿实行什么政体？联邦制、民主制还是封建制？”上海人说：“哇，你身上这件衣服好酷！是今年的流行款式吗？”广东人说：“你们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弄点来尝尝。”浙江人说：“你们缺什么？有什么生意好做？随便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过去的。”这就是典型的浙商精神。

    两种生存方式最终塑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个性：一个厚重，一个轻灵。豫商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为内核，而浙商则以市场意识为主导；豫商重守成，浙商重创新；豫商厚重，浙商机敏，两大商帮演绎着现代意义上的商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