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的另一面是什么
如今当人们提到“管理者如何面对科学管理”的问题时,与改革开发初期的倡导“管理科学”已经有了不同的意义,实际上涉及到需要更为全面地看待管理,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当是一种反思或者“退馈”。显然,科学管理对于企业实现效益,谋求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管理的全部。
科学管理是从泰勒的试验开始的。泰勒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分析,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果然取得了成效。但是如果以为这就是科学管理的全部,那就错了。因为泰勒在推行科学的生产程序时,同时采用了一种激励方法,以计件工资为主,以利润分成为辅,工人干得多就可以多拿钱。按说泰勒的方法应该很容易达到目的,工人不可能不希望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事实并非那样简单,工人们开始并不买帐,产量很难提高。原来工人们发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雇主往往会降低计件工资的单价或标准,自己通过努力提高产量虽然一时多拿了些工资,事后却引起单位产量的工资率下降,而且使得同伴的就业机会减少,连在岗的工友也会失去工作。于是工人们之间达成默契,把工作效率适当地控制在彼此不被解雇的程度,并保持计件工资的单价或标准;有的甚至以负荷过重为由故意破环机器。
泰勒也当过工人,能够理解工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若干年后泰勒自己在谈到最初的尝试时曾经说过:“为了提高产量我已经全力以赴了,可是工人们的决心也很坚定,我如果再上点年纪,熟于世故的话可能不会干那种强迫别人做不愿做的事之类的傻事了。”可是泰勒毕竟没有退却,这固然是因为背后有老板的坚定支持,但是他意志坚定,头脑清醒,灵活应对,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科学管理的另一面,它就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在这里顽强地表现了出来。
管理的社会属性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叫做阶级斗争,其社会属性被非常鲜明;正因为如此,泰勒制曾经被称为“血汗制”。当今社会的发展不再强调阶级斗了,但是不等于其社会属性不复存在。跨越阶级的鸿沟,我们再来看泰勒制的社会属性,泰勒与工人们的博弈依然是那样的不可忽视。不过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出,泰勒的方法在管理上具有正当性,因为它虽然带来了利益关系的调整,引起单位产量的工资下降,但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善企业效益来说,虽然是在加强管理,但那是正当管理。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讲,科学管理的另一面是正当管理。
科学管理与正当管理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两者分别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可以分别被称之为管理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管理者如何面对科学管理”的问题,就可以将它分为两个课题,一个是属于科学管理分析之类的方法是否过时,另一个是科学管理是否不再受到重视。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坚持管理科学性,后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坚持科学性。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在坚持管理科学性的同时,也应当考虑管理的正当性,比如科学管理是不是被理想化、能否可以为他人更为容易地接受,决策是否冷静、客观、公正,是否被人利用,时机的选择是否适当,准备是否充分等等,这些都是管理正当性的内容。
科学管理在挑战自我中前行
科学管理是有组织的社会实践,存在着管理者、科学管理的推动者,科学管理的执行者三方面的关系。三者的身份有时候是重合的。正因为如此,科学管理需要在挑战自我中前行。一般情况下,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中,管理者在推行科学管理的时候所面临的阻力不是不科学的管理,而是不正当的管理。因为在企业内部,即使是“保守”的力量,也不会公然以不科学的面目出现,只是需要在正当与否方面明辨是非。
首先,管理者在推行科学管理的时候要确实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出发点应当是正当的利用,没有把科学管理当作一张牌来打,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效益。强调这一点看起来是多余的,却正是产权改革的理论要着力解决的课题。按照产权改革的逻辑,因为企业不是职业经理人所有,所以管理者就不会像对待自己的东西那样较真,不会进行科学管理。但是职业经理人打着科学管理的旗号以营私,科学管理的方法在实践中“变味”屡见不鲜。事实上,推行科学管理对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也是一种考验,因为真正实施科学管理,需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制度、标准的关系,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权力的实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把科学管理当作自己的婢女。反过来说,当科学管理势在必行,在各种猜疑面前,管理者就要坚信自己是在进行正当管理,问心无愧;同时要能够证明自己对科学管理没有不正当的利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次,要防止下属对科学管理进行不正当的利用或者阻止。任何科学管理的方法都不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都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行机制和体制,与组织制度紧密相连,因而和每个人的理想、利益、人生密切相关。每个人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自认为更“科学”的方法,或者促其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尤其在历史的转轨过程中,各种以科学管理为标榜的方法都会努力表现自己,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管理者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很容易掉进诡辩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不正当管理以科学管理的名目出现,以免形成新的漏洞。同时也要敢于顶住各种压力,坚持科学发展观,防止科学管理被不正当地扭曲,努力促进健康的科学管理的执行文化的形成,实现组织的自我更新,以保证科学管理的顺利实施。
再次,注意克服科学管理中的弊端,防止其负作用被不正当地掩盖和扩大。科学管理的方法往往也有自己的弊端,诸如在效率与公平方面难以两全。推荐科学管理方法的个体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在推荐或者推行科学管理方法时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有时也会掩饰科学管理方法的弊端,有的则直接是为了利用其弊端。美国有一位学者在《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一书中曾经以“先知”的口吻指出:“每隔十年,技术的发展总会引起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这中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能够对其中的负面作用实施及时地控制,就可以避免酿成危机。例如商业运作中的恶意收购、内部关联交易、融资套购的MBO等等。当然,关注、跟踪管理新潮流,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盲目跟风、赶时髦,不能轻轻信“炒作”,要从实际出发,把存在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超越自我。
科学管理的精神不会过时
我们强调管理者应当重视科学管理的另一面——管理的社会属性,是否意味科学管理不重要了呢,当然不是。在管理坚持科学发展观,需要宏扬科学管理的精神。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是从管理科学的价值指向中看待科学管理的,只是把它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代表。作为一种管理流派,管理科学是否继续沿着分析、分解、还原、物化的方向走下去,应当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可以为它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条件。
管理各个时期的重心不同,将为科学管理提供更好的契机。应当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管理科学的价值指向曾经使管理者对科学管理的方法趋之若骛;但是当坚持科学管理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的基本常识时,它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的可炒作性。当管理的社会属性有时候有时候更为顽强地表现出来,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突出课题,这时候人们对管理的正当性之类的问题就会更为关注一些,这是完全正常的。例如当公司败德行为屡禁不止时,相关利益主体就会更多的呼吁加强公司治理。这并非说明科学管理就不那么重要,正如人们在关注管理的科学性时,无论是否讨论管理的正当性,不能否认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客观存在一样。对科学管理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对坚持科学管理也是一件好事,可以为科学管理提供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好的发展契机。
管理环境规范化,是对真正的科学精神的考验和发扬。管理环境的逐渐规范,将减少各种投机的可能性,增加了精细化的标准。管理者不能再迷恋个人的商业嗅觉、交际能力、人脉关系,需要在实施科学管理下真工夫、硬工夫,滥竽充数不行,粗治滥造不行,假冒伪劣更不行。科学管理的方法是否过硬,需要接收更为严格的考验。这或许是一种苛求,但绝不是与科学管理过不去。当人们更为重视公平、公正的时候,更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衡量和检验。同时,随着企业家的成熟,对科学管理不再盲从和迷信,任何科学管理的路径与方法都是具体的,都有着特定的背景要求,不可能包治百病,管理者在“移植”和采用时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即使管理者自己进行科学管理的探索,也不要奢望其马上具体普遍性,一蹴而就,需要更加坚韧,需要进行更多默默无闻的工作。
科学管理的新突破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需要新的积累。从科学管理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成长轨迹也不总是线性的。有高潮就会低潮,在两个高潮之间往往有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加上知识的更新,原来被认为是科学的管理方法,现在可能不那么适宜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科学管理的探索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例如对知识员工提供信息产品如何进行科学管理,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即使取得一些成果也不可能马上受到人们的热捧。这并不是说科学管理的精神就过时了,即使它需要从其他学科汲取新的营养,也有自己的优势值得发扬。这就要求科学管理的探索者不要计较个人的功利,不要怕冷遇、讥笑,不要好大喜功,更不能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哗众取宠。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科学管理已经失去了神秘的光环,不再有那么强的可炒作性;但是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竞争没有止境,企业的追求没有止境,科学管理的探索也就不会有止境。正确认识科学管理的另一面,可以使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谋发展,不能再以坐享人口“红利”、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在管理中使用新的科学方法时,不能制造或者加大企业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企业处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公正问题时要注意科学性,不能阻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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