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底，中央电视台二套热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被广泛地议论着，其中最为引发争议的是，《大国崛起》有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基本含义，一是某一国家政府作为强权政府的崛起，二是某一国家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的繁荣昌盛。我们在思考大国崛起的时候，先弄清概念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大国”，什么样的“崛起”？
同样问题也可以提给中国企业，在21世纪，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公司是最具有发展潜力，能有竞争优势和具有更大生命力的公司？
刚刚过去的2006年可称为中国企业的“和谐元年”。
经过20多年“大干快上”的速度型、数字性的增长，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幸福观已经改变，绝不是几个数字可以表征社会的昌明与进步。从和谐角度透视企业运作与管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和谐将深层次地改变企业管理、渗透到企业运作的方方面面。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企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二十多年的市场磨练培育了我们较强的生存能力，也打下了较坚实的发展基础。但纵观整体情况，无论是企业的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还存在着许多与企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
全球化潮流推动中国企业打造和谐企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发展观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理念。这些理念与全球范围的强化公司责任的潮流完全吻合。
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在转变，在创造我们的世界级企业的同时，又该创造怎样企业文化？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也都能增强企业实力，带给企业繁荣与利润。中国企业在为社会创造利润的同时，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企业的持续发展，既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如果企业发展过程中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不能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那一定不会长久。
我们坚信，和谐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系列促进和谐的政策追求，更是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漫征程。
那么，和谐企业有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如果有，那么是什么？
被深度误解的公司责任
时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公司责任上做文章，也引来了许多中国企业的效仿，但在这个事情背后，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厘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在一次私下交谈中，一位跨国公司总裁吐露天机：这样做一方面是被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等众多力量“逼”出来的，另一方面是确实有“利”可图。
那么，为什么说逼出来的？
从一开始，经济学就为企业组织设置了这样的前提假设：每一个投资者或创办人，都是清醒的理性人，除非是他们的脑子出了毛病，否则，他们投资或创办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因此，百年企业管理始终围绕着两个主题而进行：一个是效益，另一个是效率——很显然，它们都是企业管理的经济性主题、而不是社会性主题。它导致了一个长期的显着错误：我们总是说“企业是一个赢利的经济性组织”，却几乎从不说企业是一个可以推动社会生活进步的社会性组织。
迄今为止，企业组织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伤害，几乎全部源自于仅仅“创造利润”的自私性目的上。在今天，我们已经充分“领教”了现代企业的“利己性”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巨大伤害。在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为了追求赤裸裸的利润，不惜以压榨工人成本而造成了臭名昭着的“血汗工厂”；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依靠“官商勾结”而试图垄断资源或市场的行为，不过是聚敛社会财富向个人转移的过程，造成了少数富人剥夺了更多民众的财富。一些企业宣称的人际关系学、市场资源垄断、恶性价格战等等所谓的赢利模式，其实只不过是传统商业赤裸裸追求利润的翻版，而另一些企业通过假冒伪劣产品获得了丰厚利润回报，但它们提供给社会的却是垃圾产品。
20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它包括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导致消费者的关注点由单一关心产品质量，转向关心产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一些涉及绿色和平、环保、社会责任和人权等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舆论也不断呼吁，要求社会责任与贸易挂钩。迫于日益增大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需要，很多欧美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包括社会责任），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所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NGO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又称“企业行动规范运动”或“工厂守则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再有，何以说有“利”可图？
杰夫·伊梅尔特执掌通用电气公司不久后就宣布，公司在绿色科技研发方面的支出将增加一倍。但这决不是什么伟大的、杀身成仁的拯救地球之举，而是一个聪明商业决策的例证。伊梅尔特对此毫不隐讳，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挣钱。”
通过提供迎合不断变化的社会预期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来大获其利。这也正是企业应该遵守的标准。
国际投资界已经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已经认识到，能够有效管理自身所处社会及环境风险的公司，也将提升自身的长期市场价值。道琼斯可持续性指数上的领先排名为很多跨国企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谁说承担公司责任没有回报？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一位跨国公司的CEO如是说。
[NextPage] 与谁共舞？
如果说跨国公司承担公司责任是被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等众多力量“逼”出来的，那么谁在逼中国企业？
这其中最大的力量就是国际规则。
近一年来发生一些事件值得中国企业集体反省：
一方面，联想并购IBMPC后刚刚看到赢利的曙光，中兴、华为等企业的海外攻略也遇到强敌阻击。
如果再加上软件、手机、电视、鞋子、农产品、音像视频产品等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欧美国家和企业进行反倾销和知识产权起诉。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周永亮分析说，中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我们可以完全归结为政策的变化，但如果是一系列行业的变动，那就不仅仅是政策变化能够解释清楚的了。而今天这个危机与以往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状态下发生的生存方式危机！如果不能对这个形势认识清楚，不少企业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消失的！这绝非耸人听闻。大家可以看看，还有哪个行业的竞争完全是国内资本的竞争，无论是零售、软件、娱乐，还是房地产、机械制造、钢铁、能源、手机，甚至农产品，哪个行业不是全球资本的角逐对象？
有专家指出，从外部条件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正在恶化。很多人将中国企业海外扩张，与发达国家满世界挥舞支票的“国际化”相提并论。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除了前面讨论过的自身条件特点，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之严苛也必须正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都是以作为发达国家企业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如果说“中国制造”还只是低附加值廉价商品的代名词，那么“中国企业国际化”正是为了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直奔商业价值链高端而去，所以“敌意环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而且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门槛。中国企业刚刚走上国际化之路，就遭遇到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检验标准，并由此决定是否允许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疾呼，由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市场门槛，不能归于国际贸易摩擦的一般内容，而是具有进一步更严格的贸易禁止含义。即使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设厂、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也会受到当地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的严密监督，不负社会责任也照样名声不佳，甚至被逐出市场。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化潮流。
龙永图在分析中国企业的竞争心态时说：“在中国刚刚入世的时候，我们曾经经常听到一句话：狼来了。但是经过五年以后，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认真地尝到与狼共舞的滋味。但是在中国人还没有尝到与狼共舞的滋味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与龙共舞”的说法。其实外国人也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很凶恶的狼，中国人也不是像世界上有些人想象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的龙。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舞厅里，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舞伴看成是狼或者是龙，我们要逐渐培养一种意识，我们在跳舞的时候，要逐渐培养一种意识，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伙伴看成是友善的、高雅的伙伴。”
和谐企业是负责任的企业
生物学上有共生现象，比如有些小鱼靠依附着大鱼而受到保护和得到食物，而大鱼则靠小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而得到健康。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围棋也有双活的棋型。做生意也一样，企业若要稳健发展，便要懂得如何与商业伙伴(不论是消费者、客户、供应商、股东、股民或是员工)共存、如何创造价值来回报社会。若不遵守规则，破坏平衡，甚至丧失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而给社会带来灾难，也无疑是自取灭亡。
2003年，全球CEO聚首的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和谐企业并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概念，核心内涵是公司责任中所包含的三重底线，一是股东责任，二是社会责任，三是环境责任。应该说，对和谐企业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股东责任。作为一个企业来讲，生存首先要有盈利，股东责任仍然是它最重要的、不可回避和弱化的责任。
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范围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捐赠，捐赠只是其中一部分。社会责任实际上包括对内诸如对员工的安全、健康、福利等等的责任，对外诸如对社区、客户，甚至当地政府、供应商等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寻求多方满意、多方利益的动态平衡。随着规模的壮大、地域的不断扩展，企业越来越多地和所处的社区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趋势。
环境责任。具体包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排放，保护环境等等。
因为严重污染、黄河水量持续减少和不断建造各类大坝，中国黄河中三分之一的鱼类将在几年之内彻底绝种。据报道，中国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总和。据统计，中国河流的沿岸地区共建造了21000多座化工设施。仅黄河和长江两岸，就有大约11000多家。2005年，各地向黄河倾倒了43.5亿吨有毒废弃物。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8800万吨。
难怪海尔董事会主席张瑞敏慨言，中国企业怎么能把有害的事情先去掉。比如，为了一己之利污染环境，老百姓连水可能都喝不上。有的人危害了社会环境，获得了利润，再捐出来一些，有什么意义？还有很多企业包括个人，偷税漏税非常严重，然后作为一个慈善家的形象把偷漏的税再拿出一些捐助，这又有什么意义？现在，中国企业首先应该先制止、解决那些给很多人制造痛苦的事情。
宏观逻辑VS微观机制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建立和谐企业，在宏观环境非常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讲通，但在与之配套的政策和运做机制上却几乎没有内容。企业的行为选择与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环境，让国内企业很难高尚起来。要跳出这种环境，难度很大，需要寻找路径依赖。
中国企业发展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层面叫做机会项目阶段，很多做得不错的企业，能够赚到十位数字的利润，但会始终停留在第一阶段。第二层面叫做公司治理阶段，就是公司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决策和监控机制，变为一个自动的赚钱机器，能够有更好的抗风险能力。第三层面则是社会责任阶段，企业要承担更多回馈社会的公共责任，要更克己为人，谋求更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环境。
我们不能指望，空洞的说教或者理论描绘就能使习惯了偷工减料和物业管理草率敷衍的企业，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一般来说，当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现象大面积发生时，其实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系统运行出现了问题，所以，需要检讨的首先是社会责任系统是否完善或健全，其后才是企业组织本身的检讨和管理问题。至少，当我们谈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必须将企业组织纳入到整个社会的责任运行系统中来看待，而不是政府或消费者单方面的呼吁或怒斥企业组织。
显然，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代企业就犹如一柄锋利的宝剑，具有贡献社会和伤害社会的两面性，于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开始出现，“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至少，这种说法的提出，意味着社会开始觉醒，必须有效地阻止企业伤害社会的另一面。一般来说，“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说法，主要是指企业组织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等等方面。总而言之，凡是能够想到的责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NextPage] 管理专家孙景华认为，呼吁或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但不能够有效制止企业伤害社会的行为，相反的是，它的本质，是在考验整个社会良好的秩序建立、以及政府组织的执法能力。因此，社会单方面呼吁企业承担责任的说法，显然有些滑稽可笑，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大的责任守恒系统，企业组织与社会生活、政府组织、供应商、销售商、消费者等等利益关系者之间，进行着一系列的责任相互转换、责任相互承担的动态运行过程。
它的另一层意思是，假如社会系统本身或是政府组织不能够首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么，就别期望企业组织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孙景华看来，应该从三个层面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
首先，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考验着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政府组织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的组织，其组织功能之一就是在执行“社会”的运行功能，所以，政府组织告之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其实就是政府组织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社会秩序——包括了各种法律制度、产品或产业标准——等等方面，确立企业组织的外部良好社会环境，同时，它要求政府组织具有较强的执行社会功能的能力。也就是说，假如政府组织不能够首先承担起相对应的社会责任，那么，期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愿望就会落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组织管理社会能力缺乏或软弱的状况下，假冒伪劣、商业欺诈、污染环境、压榨和拖欠员工工资等等恶劣的企业责任缺失的行为，常常会大面积发生，是政府组织责任的不作为，常常直接导致了企业责任的不作为。
其次，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考验着顾客或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没有了顾客或消费者，也就没有了企业组织，因此，在企业与顾客的相互责任中，顾客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通常来说，消费者是以拒绝购买、消费投诉等等方式表现出来，它是一种泛道德化的责任告之，它直接创造了企业组织是否承担消费者责任的土壤。通俗地说，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企业组织，假如消费者不能够承担起自己的消费责任行为，那么，企业就会在事实上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视为消费者的默许；假如消费者主动购买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至少是间接地支持了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
其三，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在考验着社会自身的信仰系统是否健全。一个社会必须具有良好的宗教信仰或理想主义精神，否则，人或企业都无法在一种混乱不堪的环境中良好生存。企业回报社会的“捐赠行动”，本质是一种自愿性的行为，它需要依靠社会信仰来调节、而不是政府组织或道德要挟来约束，因此，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或政府变相的强制企业的捐赠行为，都违背了“企业捐赠”自愿性的本意，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善良性的丢失和自私性的加剧。因此，当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以及组织缺乏自愿性的捐赠行动时，它在本质上，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宗教或准宗教的社会信仰体系的缺失。
中国企业如何起而拯之
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理念只是一种口号，流于形式，是挂在企业办公室墙上的追求时髦的装饰品，由于对理念理解得不深不透，没有将理念做到贯穿企业发展的灵魂，企业的内在发展逻辑就出了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一个主流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谁是真正的英雄。因为没有主流的价值观，于是企业家在犯错误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而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媒体对企业家的追捧、评比标准，常强调的是个人财富、企业财富，很少强调社会责任。事实上，最后支撑企业家持续超越的，一定是社会责任。而我们关注社会责任时，又常常只注意一些量化的指标：解决就业、纳税、对产业的贡献、对环保的贡献、对公益事业的贡献，却忽略了非量化的指标：企业家对社会的示范作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黄铁鹰和梁钧平认为，打造和谐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平衡企业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在他们看来，一个只考虑今天的企业，当然不会有明天。相反，今天优秀的企业，其实都是由昨天决定的——昨天在技术开发、人员培训、市场培育和组织优化等不能马上提高短期利润的项目上，花了比大多数企业更多的精力和资金。那么什么是危及企业生命的事情？不是销售额的短期下降，不是当年利润的降低，而是现金流不够，是公司破产，是被兼并和收购这类能使企业不复存在的事情。因此，根据这个原则，企业在能正常运作时，应尽可能把长期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多做为明天打基础的事。然而，这个原则最考验企业和管理者的定力——能不能顶住股东的责备，能不能容忍同行的优秀，能不能抵御短期利益的诱惑？
时下，更多的民营企业开始思考企业战略问题、思考家族制企业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预示着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即将步入一个新的时期。毫无疑问，我国民营企业家过去靠社会制度缺陷暴富的时代将结束，依靠营销模式创新、依靠整合、依靠技术创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过去靠政府关系、廉价土地、优惠税收、廉价人工成本的发展道路已经注定没有前景。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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