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管理制度不可谓不精细，精细到一张表格都设计得很复杂，然而越细并不意味就是越好，就以申请访问学者的表格为例，一定要问到申请者的初中是哪天毕业，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哪一月哪一天，实在是繁杂罗嗦。

 

    管理制度虽然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也不能无限夸大到像某管理模式宣称的那样，一旦实行下去便可以使经理“终于找到了管理的感觉”和职工“知道了怎样在企业中生存和发展”。因为光有制度的规范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严格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弹性的部位，没有高度自觉的人，这些部位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要说起来，有两种意义的管理，一种是肉眼可视的具体制度管理，其内容可因企业性质不同而不同，比如商场超市营业员的管理，其内容无非是上班前应做哪些营业准备工作、如何做好交接班工作、怎样打标价签、商品陈列、检查库存、注意力集中、认真谨慎、热情服务等等；又比如生产企业员工的管理，则肯定要有出入厂门制度、考勤制度、工序操作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和质量把关制度等等。

    另一种管理是不可视见的无形管理，涉及的是“形而上”方面的内容，只能意会。
企业的内部关系很像是一座“双子星座”的天平，天平的一边是投资主体和管理层，站在天平另一边的则是员工，而企业的日常运转则来自这两者的协同。从某种角度讲，企业日常管理的有无效率其实也就体现在天平的两边能否达到一定的平衡。

    打开天窗说亮话，真要做到平衡并不容易，管理的难点就在于劳资双方分属两个利益群体，“不是一家人，非要说一家话”，难哉难哉。

    从企业主的角度看问题，其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寻找到称心如意的“好员工”，然而实际上并不好找，也更不好留，何故？从社会大环境方面讲，现而今眼目下的“世风日差”也许是个原因，但企业对待员工重“德”轻“利”的倾向难道不应该反省？
德不关乎功利呼？不然。在汉语中，“德”、“得”两字相通，所以“德”也是“得”。既然为“得”，也就不是“失”，只不过“德”是正当的“得”，并非是“妄得”、“贪得”而已。《诗经》中用“二三其德”来指责痞子行为，“二三其德”指的是“吃着碗里还想着锅里”，即“妄得”和“贪得”，但决不是否认其正当的“得”。马克思也早就说过，任何关于无功利的“道德”说教，只不过是“虚伪欺人的江湖话”。

    “德”包含“利”，如果只要求员工无私，只用无私准则要求别人，其实是以一己之利侵他人之利，也是一种私，并非有德。只有在充分尊重员工财产、能力的基础上，企业才能取得进步。

    从小金铺起家的香港地产商郑裕彤在这方面可谓深得其中三味。在总结自己创业成功经验时，郑裕彤把它精炼为二十四个字：“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在这些心得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其“不见利忘义”。

    1960年，郑裕彤突破古老金铺的资本结构模式，邀集一般旧同事组建周大福珠宝有限公司，这是香港金饰珠宝行业最早的有限公司机构。在平常经营过程中，郑裕彤的特点之一是喜欢和员工交心，“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当员工跟你沟通时，假若你单以我是老板你是职员的态度待人，员工就不会乐意向你提供意见，所以必须要亲切地关怀下属，那么，他便会很自动自觉地为公司效力”。

    但郑氏同时更善于吸收新事物，他虽然打小接受的是传统带徒方式，却具有现代经营主的管理理念，对于忠诚能干的职员，他像对待兄弟那样配给他们股份，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齐心协力为公司效劳，保证了企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