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日本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人。后来，同事给我解开了疑惑——这些老头都因为退休在家闲着无事，加上退休金比较少，所以出来挣些家用。在日本，开出租是个清闲的活，但收入并不高。因为庞大的地铁交通使得这些出租车白天生意非常冷清。我经常看到，许多出租车每天都等在一些研究所和大公司的门口，只有晚上地铁关闭之后，生意才有所好转。不过，他们有了这些微薄的收入，就能与日本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持平。日本的超市也一样，营业员基本上都是一些50多岁的老大妈，很少能看到年轻的。

　　这些现象都与中国现今的社会存在很多出入，于是也就引发了我对工资结构、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日本人的工资普遍很高，而且还相当均匀呢？正巧国内正在呼吁垄断行业限薪，说明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明显了。那么，中国和日本的工资结构哪种更好呢？是不是还存在更好的工资结构？而不同的工资结构，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高素质人才会增加寻租机制

　　或许大家对垄断行业高工资的危害，还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之上，这还只是比较静态的认识。如果长此以往，就很有可能会扼杀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瑞·史莱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维什尼（RobertVishny）就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人才是沿着工资的方向往上流动的。一旦社会中出现了某些行业高工资，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就会向这些行业流动，直至饱和为止。

　　很显然，如果这些高工资的行业是那些富有创新潜力的高科技行业，那么高素质的人才流向这些行业，就会大大增强这些行业的科技研发能力，形成一个创新性很强的社会结构和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

　　但是，如果这些高工资行业是垄断行业，情况又会如何呢？史莱弗和维什尼教授认为，这将形成一个典型的寻租性社会——稍有能力的人都想挤入到这些垄断行业中去，社会上再也无安心投资生产之人，大家都想从寻租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工资要比其它行业高得多，而且在缺乏必要法律强制之下滋生的腐败和寻租行为横行，使得他们的收入来得更加简单，数额也呈几何级增加。我们很容易想象，连高素质的人才都配置在这些寻租性的行业，那么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无疑会更增加这些寻租机制，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将陷于瘫痪之中，整个社会则往一个更差的均衡点演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则用俄罗斯转型改革来论证了这种危险性。按照俄罗斯“私有化之父”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等人对俄罗斯改革的“伟大构想”，一旦把那些还没有界定清楚的巨大社会财富进行私有化，就会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一夜之间获得财富的富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很有可能会延伸出各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得“大爆炸”（theBig－Bang）之后的俄罗斯重归法治稳定的社会结构。

　　但是，根据斯蒂格利茨教授和霍夫教授对俄罗斯最近十年的观察，丘拜斯的构想不仅没有实现，混乱反而更加严重。因为那些一夜暴富的人，都是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高级官员，或者掌握企业经济命脉的精英分子。而丘拜斯认为，这些精英掌握了社会财富，也必然会有保护的动机和激励，但他没有想到，这些精英还想得到更好的出路，他们一方面通过勾结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特权，或者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得优良的石油开采权；而另一方面，他们则绕开外汇管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这就是当代精英治理下的俄罗斯现状——资本家致力于更大的特权和财富转移，更多人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涌入到寻租行业中。

　　很显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感和敌意的不断增加，更为糟糕的是，扭曲的工资结构还将扼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人人都将无心于生产性活动。

　　那么，什么样的工资结构是最合理的？最优秀的一流人才应该配置在哪里呢？

　　日本为啥较量不过美国

　　在和日本同行交流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致认为：一流的人才应该留在企业，因为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二流的人才应留在大学，因为教育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而三流的人才，则该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是一个最佳的社会人才配置结构——但有悖于与中国一直以来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

　　把一流的精英人才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危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都是如此。美国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百年屹立的霸主。它长久不衰的经济增长奥秘，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一个庞大的精英体系在支撑着它的经济体制，使其拥有良好的国家创新能力。而在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集中的未必就是美国最顶尖的人才。前几年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恶搞FLASH笑话，是说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智商是历届总统中最低的一个，高中大学时的学习成绩平平。但就是这样的政治领袖，却引领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如果没有在企业界从事科技和市场开发的一流精英作为支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战后的日本走的则是另一类型的社会结构。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强调收入的平均化，一个从事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人员与同年龄段的清洁工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并不大。这样的报酬结构，导致人才流向每个部门的人数基本上一致。虽然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一亿中流”社会可能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坏。而在数次的较量中，日本都逊色于美国。这一方面与历史、地缘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工资结构决定着日本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没有这些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也就失去了强国的有力保证。再何况，日本也没有美国、俄罗斯那么丰富的矿藏资源，经济战略的缓冲腹地非常狭小脆弱。

　　最为糟糕的是那些倒挂的社会结构，高收入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之中。这些精英有既能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摧毁经济的能力。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毫无疑问，这种社会结构是极度危险的。但担心的是，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会将转型的中国引向这一倒挂的社会结构，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得我们的改革事业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