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在200多年前的产业革命时就开始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也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初。在100多年前，全世界的贸易、人员的流动比现在还要自由得多。在这个200年中，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他们最优秀的人才在做企业。所以，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
统一规则才能经济一体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开始利用和开发自己的企业家资源。今天来看，企业家资源开发利用最充分的是香港和澳门，其次是台湾，最晚也不充分的是大陆。这与各地区之间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差异有关，香港在英国人统治下，港人政治上没有出路，但经济上有充分自由，他们只能去经商办企业，由此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前，也是封闭的政治，但它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所以大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投身于工商业，所以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中国大陆的企业家资源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才开始从政府流向企业，特别在1990年之后表现得最为突出。
今天，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两岸四地的企业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大中华区的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两岸四地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和产品都能无障碍流动，形成资源和人才在全大中华地区内的合理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的全球化。为此，在大中华区内首先应该取消贸易壁垒，全面实行“三通”，按照WTO精神来统一市场规则。有了统一的游戏规则，才能经济一体化。
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负有重要责任，不仅要推动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更要在全中华地区配置资源并进行区域分工(包括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的创造过程。
世界产业链的“微笑曲线”
200多年前，亚当·斯迷给出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分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国民财富。这个过程不仅在创造财富，而且有利于全世界的财富分配向大中华地区倾斜。由此，改变中国人在世界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上的地位。
“微笑曲线”是台湾的施振荣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对理解世界范围的财富分配格局非常有价值。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大中华圈提供的机遇，很可能我们在全世界的财富分配当中，只能处于价值边际最低的那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利用了大中华的优势，我们就有希望走到价值比较高的那个位置。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按照人均来算，台湾收益最大，香港和澳门次之。如果按照总量来讲，财富的增加是大陆最大。
从企业家资源的开发看，台湾企业家比大陆企业家更成熟，台湾企业比大陆企业管理得更有效，台湾高科技产业在世界上也有一席地位。但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企业家并未有效地利用大陆所提供的机会，至少远远落后于韩国的企业家。我相信，如果台湾能够更早地对大陆开放，台湾企业比起韩国企业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劣势状态。
香港的企业家资源开发也非常充分，金融人才济济，服务业最为发达，它们已经利用了一些大陆的机会，但要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要对大陆进一步开放。现在上海与香港在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相信，如果香港和深圳的边关取消，香港和深圳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产业领袖的三大支柱
经济一体化，自然伴随的是产业的整合。在中国，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企业数百万家，基本上都是游击队，怎样把这些游击队变成正规军?这就是产业整合的任务，把这些单兵作战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舰队。全球经济为少数的跨国公司所领导，大中华地区还缺少具有领导力的企业。只有产业整合，才能提高大中华地区整个产业的集中度，才能形成在价值链上更为合理的分工体系，才能产生中国人做的世界级大企业和中国人的国际品牌。
能够领导产业并进行产业重组的企业，我们称为产业领袖的企业，无非是靠三大原因：
第一，是否拥有核心技术，像微软、英特尔这样的企业，微软创造了软件的平台，所有的软件企业必须跟微软进行合作，依附于微软；英特尔靠芯片核心技术，统治了世界计算机市场，其它厂家必须按照英特尔标准进行生产，所以它们成了行业领袖。
第二是靠品牌，品牌在服务业和技术复杂产业及消费类产品非常重要，像耐克、宝洁这样的公司，耐克不生产鞋，只是设计和销售鞋，中国大批企业都在为耐克生产鞋。
第三是靠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有能力为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承担起责任。戴尔不生产商品，沃尔玛也不生产商品，但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为它们提供产品，它们通过管理能力向客户索取价值，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我们可以比较，联想销售额只是戴尔的10％，但联想的员工是戴尔的30％(在与IBMPC合并之前)。联想是中国管理非常有效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戴尔的巨大差异在于，联想的很多事情靠自己来做，而戴尔把大部分事情委托别人来做，所以戴尔用相对少的员工占领巨大的市场份额。
中国企业可能误入歧途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企业担忧。我们有不少世界级的富人，也有一些从资产上堪称世界级的大企业，但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做出来。首先，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台湾企业在这方面比大陆和香港好得多。在大陆最近评出的企业500强，研发支出平均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1．0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其中1／3的研发支出是华为、中海油等10家公司的，中国企业在广告营销上支出远远大于研发投入，在吃喝玩乐上支出数倍于在员工培训上投入。
第二，中国人目前为止没有做出真正的世界品牌。在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里，中国品牌有四个，海尔、联想、CCTV和长虹。即使这四个品牌真的是世界品牌，中国品牌排名远低于我们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排名，好多品牌只是地方品牌，包括联想、长虹目前并未成为世界品牌，海尔在国外也主要靠销售商的品牌，而不是海尔自己的品牌，至于CCTV也未必能称得上是一个品牌，更多的是国家垄断的结果。
第三，我们的供应链管理能力是比较差的，很多中国企业只能自己做自己的东西，而不会利用别的企业生产，还不习惯于和别人合作完成一项工作，因为不知道如何管理不属于自己的企业。
在既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又缺乏供应链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很多企业就可能误入歧途。他们有很大的虚荣心想把企业做大，走向世界，靠什么?第一靠政府，我们政府也有这样的雄心，喜欢用行政命令把不同的企业合来整合产业，但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二，有些企业家靠资本运作整合产业，建立庞大的企业帝国。这种做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内部融资所面临的问题，在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企业通过多元化提供内部融资，但这个多元化一定是企业内部的，现在一些企业通过上市公司来做，他们之间的融资已经不是“内部”融资，这是违法的。
在面临全球化的竞争当中，我非常担忧，我们的资源优势敌不过国外的核心技术，我们的成本优势敌不过国外的品牌优势，我们的生产能力优势抵不过国外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尤其在服务行业特别突出。比如再过十年，在中国大陆运营的连锁企业当中排在前20家中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我们的银行业也许还有中国的字头，但控股股东可能变成了外国的战略投资人，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的八个忠告
第一个忠告是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几年前，万通董事长冯仑提出“学习万科好榜样”，学习万科的规范管理和专业精神。我今天提出“学习华为好榜样”，华为是一个真正靠技术在国际上取得一席地位的中国企业。
第二个忠告是用多种渠道打造中国的品牌，包括像联想所做的收购国际品牌的战略。但我仍然要提醒一点，在走向国际时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鲁莽。据我所知，中国的很多企业走向国际，在人力资源储备上严重不足，有关国外文化、法律方面的准备严重不是。
第三个忠告是必须加强供应链管理能力，特别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自己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第四个忠告是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合作和价值分享。合作才能创造价值，台湾与大陆的合作可以带来共赢，但前提是我们要懂得价值分享，即在创造的总价值里面，每一个环节应该拿到多少?大量的中国企业不懂这一点，他们希望自己占尽任何一点好处。还有很多产业甚至不知道怎么定价，像软件行业，许多企业不愿意为IT服务付费，把无形的东西看做是廉价的，使得很多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在这呆下去，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极大损失。
第五个忠告是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很多企业家仍在为多元化经营辩护，但中国企业现在可能没有资格向GE学习。在过去，无论是大陆的企业还是香港的企业，基本都是多元化的企业。但此一时彼一时，我不能说多元化一定失败，但竞争越激烈，专业化的优势越大，多元化的劣势越明显。从历史上看，最多元化的不是中国的企业，而是中国的农民，什么都养，什么都种，但农民现在变专业户，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也能向农民去学，学习农民好榜样!
第六个忠告是宏伟的战略目标绝对不能超出执行能力，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企业战略必须有组织架构保证，必须建立企业的系统能力，而不是靠企业家一个人的融资能力和谈判能力来实现战略目标。第七个忠告是企业不能把政府关系当做核心竞争力。政企关系很重要，但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与客户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与投资者的关系，而不是与政府的关系。由于体制原因，中国很多的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做企业离不开政府，但企业与政府不可离得太远，也不可离得太近。引用一位企业家的一句话：可以跟政府谈恋爱，但绝对不能跟它结婚。
第八个忠告是企业家行为不能跨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我们国家的法律越来越完善，过去并不违法的行为，现在变成了违法行为。由于体制的不配套，在做企业时候可能不得不踩红线，但必须谨慎，至少不要越过道德底线。所谓道德底线，就是企业的行为是真正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掠夺社会已有的财富，为社会创造的一定要大于从社会索取的。
除了政治和法律风险，中国企业还必须控制经营风险，比如收购企业必须考虑有多大能力来承担失败的风险，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决策建立在100％会成功的假设上。
我还有一点建议，应该成立真正的民间商会组织、行业协会，推动政府的改革，建立商业道德规则。如果没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商业协会，合作与价值分享就非常难以做到，商业规范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之间不具有高度的信任，没有共同认可的商业行为规范，不可能提升产业，做大企业?
民营企业与爱国主义
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民营企业担负着历史责任，大中华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产业整合，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努力。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经济都是民营企业主导，但在大陆仍是国有企业主导。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国有企业占有2／3的资源，只创造了1／3的价值，这是最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我想，未来中国拥有国际品牌的企业，主要是靠民营企业，不可能靠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是靠资源垄断做大，而不是靠核心竞争力做大。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当中，民营企业的比重从2002年只占3．8％，到2004年占到14．8％，2005年占到15．8％。我希望，以后每一年至少有3至5个百分点的比例提高。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在中国企业500强里，民营企业的效率指标全面好于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如果国有领域有更多的资源转向民营企业，中国人的财富可以大大增加，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大大减少。
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给民营企业的成长创造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平等的竞争机会。但遗憾的是，至目前为止，国务院出台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我们还要谨防把宏观调控变成剥夺民营资本的一种办法。
民营企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对待民营企业发展的态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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